后记尘埃落定（第4/5页）

奥托·卢克尔原是关押希特勒的兰茨贝格监狱的看守，最终在绞刑架上丧命。他从监狱调到希特勒的党卫军，后来又在战争期间被派往奥地利，在那里监督处决至少1000名马里博尔集中营的斯洛文尼亚囚犯。1949年他在卢布尔雅那受审，后被处以绞刑。

身材瘦长的徳裔美国人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早在1923年就是希特勒身边的心腹成员，后来既避开了元首的震怒，又逃脱了纽伦堡审判。汉夫施丹格尔打算两面讨好，赶着希特勒的强势潮流登上高位，当上了希特勒的国际新闻发言人，同时又在1933年以后千方百计减弱纳粹统治的极端暴行。但是在1937年，他意识到自己已成为以戈林为首的一些贬毁者的攻击目标。他必须远走高飞。他写道，由于被迫空降到西班牙内战的虎口险地差一点丧命，后来又前往瑞士，最终抵达英国。他被当作外敌拘押起来，后来押送到加拿大，最终抵达美国。他在美国被关押在弗吉尼亚一个破败的种植园里，成为美国总统罗斯福手下工作人员的一名秘密顾问。战后，汉夫施丹格尔居住在慕尼黑附近，撰写回忆录。不难想象，他撰写的回忆录肯定会为自己评功摆好。不过也的确有助于了解最终同1923年暴动相关的希特勒在慕尼黑的生活。汉夫施丹格尔于1975年去世，终年88岁。

有些人参与过1923年和1924年的纳粹活动，由于为希特勒效劳而大发横财。马克斯·阿曼以前是位陆军中士，后来接管埃耶出版社，依靠销售量猛增的《我的奋斗》和发行量飙升的《人民观察家报》建立起一个庞大商业帝国。希特勒委任他为帝国新闻协会与报业印刷商协会会长，赋予他督管德国所有出版物的大权。如有与官方路线相背者，他有权强迫使其停业。那位长着山羊胡子的法官格奥尔格·奈德哈德曾经在审判希特勒叛国罪的法庭上让希特勒左右现场诉讼进度，最后判处希特勒“不剥夺荣誉”安逸自在地关押在要塞监狱里（六个月后假释）。此人在希特勒执掌大权后也颇为得志。希特勒论功行赏，让他当上了巴伐利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这位法官1941年去世时，希特勒以元首的名义，亲自派人把一个大花圈摆在了他的葬礼上。

在审判希特勒叛国罪期间，古斯塔夫·冯·卡尔态度极为坚决地反对希特勒，反对他的勃勃野心。后来卡尔落得个凄惨的下场。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这位前任高级专员、当时已是退休的公务员，被纳粹党卫军成员从公寓里拖了出来，惨遭折磨，最后丧命。卡尔面目全非的尸体在达豪集中营附近的沼泽地里被人发现。希特勒的同谋，审判中的共同被告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很快失宠于希特勒，加入了一个神秘的政治团队，既攻击基督徒，又同样攻击犹太人，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政治怪人。他和希特勒渐渐疏远，最后甚至成为敌人。鲁登道夫于1937年去世。

在暴动夜晚遭到希特勒手下党徒损坏的那家市民啤酒馆，后来因与纳粹党结下不解之缘而获利颇丰。到希特勒于1933年大权在握时，以前那次失败的暴动也已成为英雄传奇。其中的纳粹死亡者均被官方视为受人尊敬的烈士，通过悬挂大型牌匾，在音乐厅广场安排仪仗队的形式来纪念他们。那16位阵亡者埋葬在附近一座希腊风格的荣誉纪念堂里。每年在啤酒馆暴动周年纪念日11月8日这天，希特勒都要举行纪念仪式，率领仪仗队伍从音乐厅广场出发前往市民啤酒馆，然后在那里发表演讲。

但是这种定期举行盛大纪念活动的做法险些要了希特勒的命。1939年，仅在希特勒刚刚入侵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月后，那家市民啤酒馆便成为一次蓄意谋杀希特勒的现场，差一点为全世界终结了希特勒噩梦。有位名叫格奥尔格·埃尔瑟的聪明木匠，一连两个月在市民啤酒馆关门后干夜班。他一心要“改善工人生活状况，避免战争”，于是把一个延时爆炸装置安放在了市民啤酒馆讲台后面的支柱里。埃尔瑟知道希特勒从晚上8点半开始至少要讲上一个小时，历来如此。因此他将自制的爆炸装置的引爆时间设定在晚上9点20分。但是由于那天晚上慕尼黑机场大雾弥漫，希特勒在8点提早开始演讲。讲过1小时7分钟后，希特勒于9点7分离开市民啤酒馆赶乘返回柏林的那趟火车。13分钟后，埃尔瑟自制的炸弹轰然作响，炸毁了啤酒馆，当场8人毙命，60人受伤。希特勒13分钟前站的那个地方完全被炸毁。德国作家克劳斯·克里斯蒂安·马尔詹写道，在20世纪的历史上，“这13分钟造成的损失最为惨重”13。作为战时炸弹袭击的受害场所，那家市民啤酒馆如今已销声匿迹，被人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开发项目。矗立着那根支柱的原址上只有一个牌匾，纪念着格奥尔格的当年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