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余波（第2/3页）

苏丹的意外死亡让奥斯曼人未能利用好这个意大利的据点，但他们在东欧继续稳步推进。1521年，塞尔维亚人最后的抵抗力量被打垮，穆斯林大军进入了匈牙利。次年，他们把医院骑士团赶出了罗得岛，开始了对地中海东部的征服。到16世纪20年代末，他们已经吞并了匈牙利，踏进了奥地利的领土。1529年，他们来到了维也纳的门口，中欧近在眼前。

讽刺的是，最终拯救欧洲的是西部的十字军。在东欧纷纷屈服于奥斯曼人之时，伊比利亚半岛抵抗伊斯兰教入侵的700年斗争，即再征服运动，以胜利告终。1492年，半岛上最后一个伊斯兰酋长国投降，新统一的西班牙王国决定出资赞助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航海事业。海外流入的财富，加上文艺复兴带来的科学和经济的飞速发展，让欧洲跃入了新的时代。哥伦布航海后100年的时间里，西班牙国王统治的领土让苏丹也相形见绌，而停滞不前的奥斯曼人正在逐渐成为“欧洲病夫”。

尽管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祈祷时表示，他发现的所有财富都将用于解放耶路撒冷，但他是最后一批有这种想法的人。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造就的新一批理性的欧洲人无暇怀念十字军。他们大力抨击那些在信仰的驱使下犯罪的暴徒，伏尔泰（Voltaire）对这种迷信的终极形式发出了“踩死败类”（Ecrasez L’Infâme）的呼吁，而败类指的则是天主教会。

继续流传的十字军事迹都是一些幻想故事。“狮心王”理查等家喻户晓的名字，或是被美化成攻无不克的战神，或是被丑化成遭到误导的宗教狂徒，用于对比萨拉丁等开明的伊斯兰世界人物。到19世纪，这些事迹又被帝国主义势力利用，用来表明他们很早就试图启发中东的“愚民”，给他们带来文明。

伴随着西欧的殖民，遭到篡改的东征故事重新传入了伊斯兰教世界。欧洲人煞费苦心地指出了这群被遗忘的东征者所背负的开化使命和浪漫身份。167这种说法遭到了对方深深的怨恨。对伊斯兰世界而言，16—17世纪是一段困惑的时期。穆斯林仍然抱有虚幻的优越感，在文化上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而西方人已经迎头赶上并超越了他们。穆斯林无助地看着奥斯曼帝国逐渐变成无力的傀儡，只因为欧洲人没决定好如何瓜分其领土才免于彻底的崩溃。

这种屈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更加明显。中东的命运是在伦敦和巴黎的办公室里定下的。这群异教徒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信徒。在遭到轻视乃至无视的伊斯兰世界，十字军东征忽然变得重要了起来。在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中，西方人被成功驱逐。萨拉丁的库尔德人血统和短暂却光辉的胜利，让他从大部分阿拉伯的史书中脱颖而出，突然成了泛伊斯兰国家的英雄。168

这一新的认知，让伊斯兰世界将新成立的以色列视作新的十字军国家，尽管以色列的居民主要是犹太人。在叙利亚，萨拉丁的头像出现在邮票和货币上，而他的骑马铜像——后面拖着两名基督徒俘虏——则竖立于首都大马士革之外，上刻铭文“解放耶路撒冷”。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aam Hussein）也不甘示弱。他自称为新时代的萨拉丁，铸造了4座自己的铜像，每一座都戴着类似圆顶清真寺外形的头盔，向当年重新征服耶路撒冷圣所的苏丹致敬169。

讽刺的是，“谋财害命的野蛮西方人对爱好和平、更加开化的东方发动了无端的入侵”这种对十字军东征讽刺性的描绘，反过来影响了西方。也许最著名的言论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Clinton）2001年所说的：恐怖袭击可能是十字军东征带来的报应。

这样的观点十分危险，不仅是因为它通过扭曲历史来满足当今的政治需要。古罗马诗人西塞罗（Cicero）和维吉尔曾写道：“历史是生活的老师……”“小树枝被掰弯了，整棵树也会随之倾斜。”人们很容易受到无处不在的强大诱惑去误用历史，这种行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遏制。拿破仑曾说：历史就是众口一词的谎言。我们不必表示赞同，就足以看出创造过去来控制现在的危险性。十字军东征并非东西方的第一次大碰撞，甚至也不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首次交锋。它们既没有引发两种信仰的对立，也没有引发一方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