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赵函送“应密电本”无对付国民党目的（第3/3页）

不能不承认，徐血儿和蔡世襄的分析，或结合当时政情变化，或依据“应密”电报内容，很有几分道理，但事实却比他们的分析复杂得多。他们根据后来应夔丞所发密电内容，推断前此赵发“应密电本”时之动机，却不知赵秉钧发给应夔丞密码电本之前，应夔丞与政府之间的联系，除了关于解散共进会，以及赴京领取解散费和江苏驻沪巡查长津贴外，并无其他与国民党相关联之事，透过宋案证据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但事情就巧在，赵秉钧于1913年1月14日函送应夔丞密码电本之时，恰逢尹仲材、何海鸣等部分激进国民党人发起的欢迎国会团在沪上出现不久。此后，由于洪、应奉袁世凯之命，南下秘密调查欢迎国会团真相，这才在应夔丞后来致国务院“应密”电文中出现了关于欢迎国会团和构陷“孙黄宋”等内容。但要注意的是，“应密电本”是应夔丞1月12日谒见赵秉钧时要求给的，理由是办理解散会党之事须防“漏泄”，[122]而袁世凯和赵秉钧最早到1月13日才开始商量如何应对欢迎国会团，[123]袁决定“特委”洪述祖南下调查欢迎国会团则已到1月20日。[124]赵秉钧1月14日函送应夔丞密码电本实际上是回复其1月12日的要求，不可能有要应夔丞“侦察南方举动”之目的。再说，赵、应仅见过一面，赵并不了解其人，加之赵对于对付国民党人态度并不积极，因此不可能赋予其“侦察南方举动”之任务。赵本人甚至连洪、应南下秘密调查欢迎国会团，都是在报纸刊登消息后才知道（详下文）。

综上可以肯定，赵秉钧1913年1月14日函送应夔丞密码电本，纯属其作为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的寻常公事行为，并无阴谋对付国民党人之目的。至于应夔丞、洪述祖后来利用“应密电本”策划对付国民党人，以至酿成杀宋惨剧，与赵秉钧究竟有何关系，属于另外需要研究的问题，下文再做详论。

顺带提及，近人陶菊隐对于赵秉钧函送应夔丞密码电本，还曾有过如下解释，他说：“袁、赵二人商定了暗杀宋教仁的秘密计划，就通过洪述祖物色到应桂馨这个流氓头子，于一月十四日发下‘应密电码’一本，吩咐应直接与国务院联系。”[125]“应密电本”从发给应夔丞之始，就被陶菊隐明确视为暗杀宋教仁的工具，离事实真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