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开皇之治（第15/16页）

如果用两个字概括一下三省制的核心精神，那就是——制衡。这个制衡，也便是官僚权力对于皇权的制衡，也就是所谓的“相权”制衡“皇权”。

然而，现在我们知道，整个中国政治史，乃是“皇权不断上扬，相权不断走低”的历史。奉行制衡原则的三省制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到了唐朝中页，在皇权的不断打压下，三省六部的职权均被其他部门所取代，三省六部制也就名存实亡；而到了明清，更是不再存在三省制，三省六部成了一省六部、乃至六部，明朝设立内阁，清朝设立军机处，原本权力煊赫的宰相，逐渐发展成皇帝的附庸，日渐失去其独立的政治地位。

当“制衡”这个词在中国政治中逐渐失去光芒时，在西方政治制度中，却大放异彩，英国人在议会制的基础上，走出了跟中国政治截然相反的道路，王权被不断削弱，议会权力不断上升，乃至光荣革命后，英国的国王逐渐成为了有名无实的“虚君”，英国政治最终发展成了“君主立宪”。

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的政治越来越趋向于“专制”，而英国的政治，则越来越趋向于“民主”，事情为何会演变至此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实在非得写个上百万字的专著不可，囿于篇幅和能力所限，我在这里只能从局部加以解析。

其实，政治这东西，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深奥，所有的一切现象，归根结底，都是一个根本性规律决定的——力量决定一切。

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之所以逐渐走向沦亡，道理并不复杂，这是因为，随着中国贵族制的衰落，随着大量寒门子弟走入政治中枢，中国逐渐失去了一个可以跟皇帝相抗衡的社会阶层。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皇帝逐渐展露出他在力量上的绝对优势，体现在官制上，便是不断侵袭相权的发挥空间。

打个比方来说，在中国门阀力量强盛的时期，皇权也只是政治特权中最强大的一个，但是，豪门大族可以通过他们的世袭权力，轻松垄断皇权之下的官僚阶层，从而形成一个足以跟皇帝分庭抗礼的政治集团。最典型的，莫过于东晋，在这个贵族国家里，皇室的力量空前弱小，以至于当我们回顾这个朝代，想找出几个代表性人物，所想到的，却根本不是皇帝，而是几个豪门出身的名臣。

然而，当门阀制度破产后，当官僚的选拔制度逐渐向科举倾斜后，当皇帝将政府官员的任命权全部掌握到手中后，皇帝就成了整个政治的操控者。此后，再也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可以跟皇帝扳手腕了，皇帝自然可以为所欲为。

举个例子吧，明朝是历代以来文官集团最有骨气的时期，在中后期，明朝的文官曾经有两次大规模的跟皇帝的抗争，一次是嘉靖年间的“大议礼之争”，二是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

在“国本之争”中，万历皇帝为了让群臣屈服，曾经“怠政”长达三十多年，这段时间，他几乎不上朝，也很少批示常规性的奏折，朝臣几乎跟皇帝没有见面机会，重臣的升迁退休，万历帝也不再处理。当皇帝罢工到如此程度，文官们对此居然也毫无办法，最强硬的大臣，也只能是掼乌纱帽，一走了之，而万历帝的地位呢？四个字概括——稳如泰山。

不可思议是吗？有些好事者认为，这是因为万历帝是权谋大师，其实不然，在明朝的政治结构下，皇权本身就处于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根本没有哪个阶层，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加以对抗。在没有制度性制衡的情况下，文官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将“节气”二字发挥到极致了，这也便是“大议礼之争”的核心。

再比如说，明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一位宦官——魏忠贤。论起心机手段，组织能力，领导能力，魏忠贤堪称太监中的战斗机，在历史太监中，他称第二，大概也无人敢称第一，他能够轻松将天启初年强到不可一世的东林党一举干翻，就足以证明他在政治斗争方面的超人天赋。然而，强如魏忠贤，最后的结果，却是“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崇祯帝几乎没有废什么太多的力气，就把魏忠贤KO出局，曾经徒子徒孙一大批的阉党，竟然瞬息之间就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