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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佶在招安梁山泊部队的问题上长期摇摆不定,就是因为他很难断定这些人是否肯真正地归顺朝廷。后来经过种种波折虽然完成了招安,从他的内心来讲,对宋江这一彪人马也并不是太信任。尤其是招安前夕燕青潜入镇安坊对他义正词严地进谏的那些话,虽说了阻止了他的反悔,却给他留下了梁山泊这帮人在骨子里绝非顺民的强烈感觉。而且当时所受到的胁迫和屈辱,亦令其如鲠在喉。这就奠定了他对宋江这支招安部队不会与朝廷禁军一视同仁的基本立场。

在这样的立场下,赵佶是不可能做到明辨是非、洞察秋毫的。

更何况三人成虎,在蔡京之辈再三再四的谄言蛊惑下,赵佶对宋江在征讨前线的表现愈来愈不满,愈来愈不放心。终于,在听过蔡京、高俅又一次禀奏童贯战报,并又一次陈述宋江部队的所谓不轨行径后,赵佶向童贯发出了必须对宋江部队严加节制督察,谨防其故态复萌,乱中生变,如遇非常情况,可以相机行事的密旨。

童贯得旨,如获至宝。如遇非常情况,可以相机行事,这几个字的操作空间可太大了。这就等于赵佶赐给了他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他要杀宋江,要除掉宋江所部,已经成为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事情了。什么叫非常情况?远在千里之外宫墙深苑里的皇上能知道这里什么情况?老子说这里有什么情况,就有什么情况!什么时候出现所谓的非常情况,就看老子的需要了。

时隔不久,南征大军攻克了方腊义军据守的最后一个重镇杭州城,方腊义军至此已十损八九,其残部被迫退入睦州青溪山区的帮源洞,呈现苟延残喘之势。朝廷的近二十万铁骑收拢过来,形成的防线连绵浩荡,将箭门山一带包围得风雨不透,全歼义军、生擒方腊,已是指日可待。

童贯以为,这就到了应该出现那个非常情况,也就是可以消灭宋江的时候了。因为此后已无大仗硬仗可打,凭他手中的兵力,踏平十个帮源洞也游刃有余,用不着让宋江再去充当炮灰。而若动手再迟,拖到大获全胜,凯旋班师时,恐又没有了适当的机会。

因此这时动手,可谓不早不晚,正当其时。

童贯思谋定了,遂召集心腹将佐做了机密布置。童贯声称,宋江那厮反心未泯,与方腊贼伙暗有勾结,已被本帅查实。皇上有旨命本帅相机行事,平定叛乱,我等须如此如此。

那些将佐本是依靠童贯的提拔起家,又闻有皇上旨意,岂会有半点含糊,齐声诺道,我等唯童帅之命是从。

其实在那些禁军的将佐眼里,宋江之流现在仍然是一群贼寇,与方腊叛军在本质上无异,顺手牵羊将其歼灭亦一快事。接了童贯的密令后,他们都很亢奋,一个个摩拳擦掌,同仇敌忾,将消灭宋江部队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细致缜密。于是乎一张险恶的大网,就这样在正为朝廷拼命效力,征袍上血迹未干的梁山泊好汉头顶上悄无声息地张开了。

什么叫政治?这就叫作政治。政治就是隐藏着刀光的权术,就是饱含着血腥的阴谋。政治就是党同伐异,就是要不择手段地去消灭异己。一个人如果不谙权术阴谋,最好离政治远点,免得自取其祸。但是,远离了政治,也就远离了权力,那就必然要受当权者的摆布愚弄欺压盘剥。此乃人生难以解开的奈何结。

童贯这个人于军事上是庸才,而在政治上应当说还确实是有一套。他处心积虑地欲除掉宋江这股敌对势力,几经周折,终偿其愿,就是一个证明。

却说这日上午,宋江麾下各部正在各自的防地上待命,除了少数的值哨人员外,其余将士都在休息。此时自宋江、卢俊义到各营的头领和士兵,心情均比较放松。南征大军即将毕其功于一役了,梁山泊军马也总算是挺过童贯的百般刁难,从艰难险阻的鏖战中闯了过来。虽然在战斗中减员的数量不小,但部队的主力基本保留了下来,并且立下了赫赫战功。拥有了这个本钱,这支部队将来在禁军中站稳脚跟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因此这时宋江所部官兵的状态,多半是处在了一种类似海员履过惊涛骇浪眼看要平安返航的宽适欣慰中。

就在这个时刻,宋江接到了童贯传他去开会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