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25/26页）
[10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18—219页。是函称：“任行后，以报事及译局事，委弟子及孺博代理。”1903年4月13日梁启超函托蒋智由协助《新民丛报》事务，“望与孺博、孝高、伯勋、百里诸君熟商”（《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1页）。 [103]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饮冰室文集》之45（下），第17页。 [104] 1903年4月13日《致蒋观云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2页。 [105]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刊，1903年10月4日。该期实际出版日期较晚。 [106]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9，第3页。 [107] 1903年2月16日高山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19页。 [108] 参见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09]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148页。 [11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7—328页。 [111] 1903年3月23日《致蒋观云先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1页。 [112] 《苏报》1903年5月2日。 [113] 详见《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的政治形象》，桑兵：《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第187—201页。钮永建第一次留日期间，亦与梁启超等人有所交往。 [114] 详见拙著《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6章《中国教育会》、第7章《军国民教育会》。 [11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8页。 [116] 1903年4月7日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23页。1903年4月18日，梁启超函告徐勤：“长者续来信，心平气和，甚可喜。”（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1页） [117] 1903年4月1日与勉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7页。 [118]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6页。 [119] 1903年10月26日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0页。 [120] 1903年10月28日徐勤致谭张孝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134页。 [121] 1903年10月26日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0—231页。 [122] 1903年10月28日徐勤致谭张孝书，《康梁与保皇会》，第134页。 [123] 1903年11月8日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3页。 [124] 1903年10月28日徐勤致谭张孝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134页。 [12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8页。 [126]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2—333页。 [127] 1904年2月3日《致蒋观云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5页。 [128] 1910年底《请查拿乱首欧榘甲等禀》，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37页。 [129] 《强盗巡抚张鸣岐受贿卅万包庇逆贼欧榘甲据商谋乱刺杀刘道买凶诬仇证书》，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42—343页。 [130] 《梁启田致谭张孝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166页。 [131] 《伍鸿进等致列位宪政党同志义兄书》，《康梁与保皇会》，第316页。 [132] 《致叶恩李福基等书》，《康梁与保皇会》，第103页。 [133]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63页。 [134] 1902年3月18日《致吴君遂等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2—163页。 [135]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9—230页。 [136]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复友人某函》《敬告同乡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9、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