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19/26页）

在孙中山一面，曾有与梁启超合作，而檀香山兴中会组织尽被其夺占的前车之鉴，又有两派成员在各地摩擦冲突日益加剧的现实，双方缺少必要的沟通联系，自己的美洲之行，更遭到保皇会的极大阻力，于是认为梁启超“于暗中授意此地之《新中国报》及金山《文兴日报》，以肆排击”，对于梁启超在檀香山“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竟自称其保皇会为革命党”的情形感到“欺人实甚”，尤其愤怒于如此一来，美洲华侨“多盲从之”，保皇会敛财百余万，“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满之人”，认为:

此计比之直白保皇如康怪者尤毒，梁酋之计恔[狡]矣！……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以行其保皇立宪，欲率中国四万万人永为满洲之奴隶，罪通于天矣，可胜诛哉！

并由此得出结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他亲自发动的“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与前一时期相比，攻击的主要矛头便由康有为转向梁启超，而目的在于揭露“康梁同一鼻孔出气者也”，康有为发表《最近政见书》，坚决反对革命，梁启超不与之分离，其保皇是真，革命则伪，所以“梁之门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视梁为公敌、为汉仇”。强调革命与保皇如黑白东西，冰炭水火，必须划清界限，“不使混淆”。[135]

不过，孙中山与梁启超毕竟有过一段私交，对其了解颇深，他虽然在私函中攻其借名保皇是用心狡诈，公开撰文还是留有余地，指其:

阅历颇深，世情寝[寖]熟，目击近日人心之趋向，风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偶尔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丛报》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恩人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是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非真有反清归汉、去暗投明之实心也。[136]

其实，当年梁启超纵无排满革命真心，却不乏反清变政实意，硬说本质上康、梁毫无分别，未免抹杀了梁启超的积极一面。

在言革一派的宣传之下，1903年春节悉尼保皇会发布《致各埠同志书》，就鼓吹“汉强满亡”，抨击清政府“卑污腐败，亡我则有余，存我则不足，非组织新政府，振起民族自治之精神，何能与深目高鼻之俦同立于顶天立地之中乎？”只有痛饮黄龙之日，“大会全国国民于中央之地，参谋国事，除千弊，兴百利，共呼‘新国万岁！’‘汉族万岁！’夫而后文明之福泽流被子孙，古国之名誉震惊全球，而所以尝[偿]吾辈素愿者若是矣”[137]。孙中山若能善用形势，未必不能像国内知识界那样，让保皇会的言革之声为反清革命鸣锣开道。

戊戌变法以来，康、梁一体，似成通识，清政府以此攻击维新派和保皇党，革新激进势力也为此自辨自清。早在1900年底，沈翔云就批驳张之洞将自由民权等世界公理“一旦尽举而归之康、梁，且目为康、梁之余唾，毋乃太重视康、梁，而自安固陋矣！”[138]拒俄运动中陈天华发表《复湖南同学诸君书》，也反驳清政府“以留学生之举动，归之于康、梁之党”为“失实已甚”，正告天下:

夫康、梁何人也？则留学生所最轻最贱而日骂之人也。今以为是康、梁之党，则此冤枉真真不能受也。[139]

孙中山抨击梁启超首鼠两端，对于划清政治界限，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此一来，也就将康、梁牢牢地绑在一起，无法从外部促使保皇会分化，将其中的激进势力引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而且孙中山以保皇会中谈革命者不与自己声应气求，反而攻击之不留余地为例，证明其为假革命，不无以我划线之嫌，不利于争取各种力量。

这些观念还深深影响了后来学人的眼界，仔细阅读史料，康、梁始终分歧明显。而孙中山并非唯我独革。革、保之间的政治分界，此时还没有固定化为以领袖为象征。如“志在革命”的戢元成，就“与力山最合，与任公为冰炭，与中山亦不协”。而徐勤的“最与中山水火”，和秦力山的“宗旨惟在革命”[140]，都有政见分歧以外的原因。

孙中山一定要与梁启超“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141]原因之一，就是革命党与保皇会均视海外华侨社会为生命线，权利基础此长彼消，争夺自然格外激烈。其他方面对于梁启超革命宣传的反映，与孙中山的感觉并不一致。尤其是1903年以前，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文字，虽然宗旨摇摆不定，对于排满之类的观念还一度有所保留，引起过章炳麟的公开批评，后者特撰《正仇满论》加以批驳，指其“迫于忠爱而忘理势之所趣”，但也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