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14/26页）

他所醉心宣传的“革命”本身指一种长程效应，而当时中国难以提供实践渐进革命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当政治革命成为压倒性的议题时，他的软性“革命”不仅在客观上支持了反满革命思潮，而且有效地消解了民众原先对“造反”的恐惧心理。更为吊诡的是，此时梁氏既痛恨那个激进的“革命”口号，同时仍然迷信自己的渐进“革命”……他似乎坚持在“变革”的意义上继续传播“革命”，且寄希望于长程的启蒙运动，用心良苦。当他意识到他已经陷入自己制造的“革命”的语言铁笼里，开始怀疑使用“革命”一词的合理性，他甚至认为日本人用“革命”来翻译“revolution”根本就不确当，试图提出改用“变革”一词。实际上他深刻认识到“革命”这一词语所蕴藏的民族历史记忆和文化心理习惯。因此他在该文中大力攻击的是与“革命”相连的传统意识。[94]

实则梁启超的难言之隐，恰是迫于康有为的压力，不能正面宣传他所主张的扑满“革命”。而他的本意，恐怕正是用汉语替代的“变革”一词，为激进“革命”的合法化开辟通道。所说“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始”，虽然为君主官吏留有“附于国民以自存”的余地，其实就是革命，而且是法国大革命式的革命。

梁启超等人言革，并且在康有为的高压之下依然坚持，除认识见闻的增长引起思想的变化外，时势使然是一大要因。庚子以后，清政府的所作所为，令保皇党感觉不到革新的希望，革命成为海外华侨和留学生的普遍趋向。尤其是在北美各埠活动的徐勤、梁启田、欧榘甲、陈继俨等人，“知洪门大可利用，乃先后投身致公堂党籍，以联络彼中之有力者”[95]。而洪门多少仍然具有反清意识，保皇会员与之交往，当然要顺应其势。1902年，表态放弃革命的徐勤还是忍不住函告康有为:

今日各埠之稍聪明者，无一人不言革命，即现在同门同志，同办事之人，亦无一人不如是。即使强制之，口虽不言，而心亦终不以为然也。至于东中、米中游学诸生，更无论矣。盖民智渐开，止之无可止。……今各埠之人，弟子所到者动问曰：皇上不复位，则如何？则必应之曰：求自立。欲保救皇上，则如之何？则必应之曰：起兵。若云待时听天，则失人心矣，汉口亦不可起矣，□□起兵及自立之说，实与保皇相因而至也。若云起兵不可，自立不可，则人必曰开会何用，又何必筹款乎！天下之事岂有束手而待耶。弟子闻此言，实无言以对之。檀山、雪梨之失，未始不由于此。[96]

康有为反复声称身受衣带之诏不能叛上，梁启超则认为这是私意而非出以公心，既然没有依靠光绪重开新局的可能，就不能不考虑如何另辟蹊径以实现政治变革的目标，而破坏性的革命一途无疑首当其冲。

第五节　余波回澜

当然，梁启超等人对于革命并非义无反顾，令他们迟疑的要因，一是革命可能造成惨烈牺牲，二是发动者缺乏自觉，革命容易走向割据专制。这也是其间依然“欲奉王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97]的黄遵宪与之反复讨论的问题。因此，在康有为的压力与形势的逼迫之下，梁启超等人多少有些犹豫不决。同时，局势的急速变化又使他们感到时不我待，否则可能被踢出局。

在师徒均无法说服对方，尤其是梁启超自己也举棋不定的情形下，梁自然会想起1902年5月间他曾对康有为提出过的民意取决方式。对此王学庄先生有一极具真知灼见的推测，他认为，1903年元旦留日学生团拜大会上，马君武和樊锥两人在演说中分别鼓吹排满和同种主张，很可能是梁启超事先布置导演的一出双簧，目的在于测试民心向背，以便向康有为进言，促其适时变换宗旨。根据之一，樊锥前此已经倾向反满；根据之二，马君武的四首《壬寅春送梁任父之美洲》诗，当写于癸卯而倒填日期，因为梁启超赴美在1903年初，1902年春他并无美洲之行。其中二首为：“千古两箴言，四海几同道？神州风云恶，祝君归来早。”“抚剑借青锋，饮冰疗内热。志士多苦心，临歧不能说。”[98]明显有希望早定宗旨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