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第9/15页）

曾纪泽之子，当为曾广铨，也颇具异人秉性。他早年立志自食其力，随嗣父曾纪泽赴欧，留学英国，通英文，后任驻英公使馆三等书记。[87]1897年辞官归沪，参与创办《时务报》，又与汪康年等发起蒙学公会。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与汪康年东渡日本，谋求中日两国民间志士同盟救国，并参与发起亚细亚协会。[88]庚子在粤督李鸿章幕下，介入李和孙中山策划的两广独立密谋。乙未吴、曾二人是否真的卷入孙中山的反清活动，不得而知。[89]但曾向太平军上书进言的王韬这位不折不扣的异人，同样认识孙中山。可见叛逆者与异人之间，存在易于沟通联系的潜质，因而总是机缘巧合。

第三节　民为邦本

庚子勤王运动，除汉口自立军有所表现外，保皇会在两广和中国议会在江淮都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因而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究竟可以附和维新派到何种程度，无从揣测。但从他们在此前后的行为中，能够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两广的唐景崧、丘逢甲涉足较深，尤其是丘逢甲，曾亲赴南洋与康有为、邱菽园、容闳等洽商，并与康有为等约定，“须返家廿日，则六月乃出”[90]。丘逢甲回到汕头，适逢潮汕鼠疫流行，其三弟及长子、次子均染疫而殁，举家已由潮州迁往镇平。遭此劫难，固为人生之大不幸，但丘逢甲因此而乡居简出，非但不能率先发动，反倒从此与勤王运动绝缘，似乎难免因小失大。以陈翼亭一介武夫，康有为还希望他“亦当移孝作忠”。从一些迹象看，康与丘逢甲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如6月保皇会试图抢攻广州，夺城后所发保护外人布告檄文，须视形势变化，由不同人物署名。本来丘逢甲同意具名，后经修改，决定“若非明失和，则用莲珊（经元善）名，或各路自出名可也”[91]。此后保皇会的军事部署中再也找不到丘的位置，似已不再参预其事。

唐景崧的情况类似。他于5月主动派人向保皇会请期，康有为因“西力膨胀”，有意让广西率先发动，此后又屡次欲舍东就西，而广西方面始终无力先动，以至于保皇会后来怀疑广西人士意在图财。长江方面参与中国议会活动的俞明震、易顺鼎、陈季同等人，因自立军失败后上海新党名士被当局通缉，国会随即瓦解，汪康年等人的计划仓促间难以奏效，也无所表现。

庚子以后，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的情况因人而异。唐景崧继续得到康有为的借重，1901年5月，井上雅二赴欧途中经庇能拜访康有为，谈及中国朝野名士的品格，康表示激赏唐的为人。当井上提到有传闻说唐曾向康索款五万以谋巡抚之职时，康还矢口否定。[92]不过，康有为对唐景崧暗中的确有所资助，1904年康有仪揭发：“唐氏在生时，伪保皇会每年助其万金，康逆屡使人在京，为其运动出山之计。昨年又向京中要人，代其营钻团练大臣之职，奉斥责，今且死矣。”[93]而保皇会其他成员对于康有为偏袒唐景崧似不以为然。1903年，岑春煊督粤，保皇会“同门多欲运动会款以捐官到东省者”。对此徐勤心有余悸，屡次函告康有为，极力劝阻。[94]虽然具体所指为汤叡等，但泛称西省人士，又提及庚子旧事，显然并不以关于唐景崧等人索款的传闻为无中生有。

1902年春，唐景崧评论经元善的《居易初集》:

大著洞达窍要，经纬缜密。祝近日谈时务家，摇笔訾人，浮嚣满纸，相去何啻霄壤。其与人书，皆能忠告直言，无丝毫势分情面在其胸中。此先生学问事业之根本，故能为己亥岁杪惊天动地之举。其余殷殷劝善，无非布帛菽粟之言。统观全集，不求工于文字，自令人展玩不忍释手。世人慕先生义侠，当先学先生之忠信笃敬，而后处牢愁幽郁之境，身泰气和，不然溃败决裂，不可收拾矣。[95]

是年两宫回銮，听说有某大员奏请起用，唐景崧来到广州，欲海路入都，因故迁延，1903年3月2日病故于旅次。[96]其身后萧条，几不成殓，赖粤中官绅与之有旧者捐助，才得以安葬。[97]其被疑从台湾携巨款内渡之冤，遂大白于天下。丘逢甲挽联哀悼：“在中国是大冒险家，任成败论英雄，公自千秋冠新史；念平生有真知，已感觉死生成契阔，我从三月哭春风。”[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