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兴汉会第四章兴汉会（第5/16页）

值得注意的是，唐才常正是通过上述途径得知兴中会与湘鄂会党结盟的确信后，函邀林圭等人归国筹备起事的。先此，林圭“以急激故，亦为乡里所不容”[46]，1899年7月，应梁启超之招赴日，肄业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因费用仰给于粤商，横遭他人白眼，又受日本报刊辱骂中国人的刺激，加上他以实行为目的，读书非其所好，遂向梁启超请求归国。恰值唐才常函邀，于是趁机踏上归途。

11月13日，梁启超、沈翔云、戢元丞等人在东京红叶馆为其饯行。是日上午7时，孙中山和陈少白由横滨赶赴东京，与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会晤后，出席红叶馆送别会，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也在座。席间各人举杯预祝前途胜利，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梁启超还把合作的话，殷殷商酌。”[47]林圭出发前亲诣孙中山请益，孙为之介绍在汉口俄商顺丰茶行当买办的兴中会员容星桥。[48]这时孙已经接到陈少白、宫崎寅藏送来的印信，是以兴汉会总会长的身份与会。而林圭回国的目的，正是到湖南联络会党。所以，孙中山允诺提供帮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红叶馆送别会出现于孙、梁合作的高峰期，当时双方进入洽商联合行动的关键阶段。唐才常虽与孙中山订约合作起兵，只限于殊途同归。而孙、梁关系不断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在康有为阻挠、华侨中两派冲突及诸同门掣肘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态度时冷时热，不仅曾明确表示暂时不愿合作，甚至一度“踪迹不得不疏”[49]。况且梁启超本人也有宗旨利益私见，因而双方联合中竞争时起，共事时摩擦不断。唐才常让林圭回湘，显然是想利用毕永年取得的成果，增强己方实力，与兴中会保持均衡。

本来毕永年赴湘联络会党，即与唐才常协商确定，只是他不满于唐才常与康有为来往，而奉孙中山为领袖。所以唐才常也不便直接找毕，要拉林圭代为出面。由于唐才常戊戌后并未到湖南从事组织发动，只能提供一纸计划，而无任何实际准备。孙中山答应与梁、唐合作而非合并，他不会轻易将刚刚到手的组织成果拱手送人。他答应向林圭提供的，只是外部帮助，而不是奉上兴汉会的组织系统。

红叶馆送别会后，林圭当晚乘船前往神户，与田野橘次同赴上海。和他同时接到唐才常邀请的“尚有四人，十日前已先发”[50]。此四人应为李炳寰、田邦璇、蔡钟浩、唐才中。宋恕日记载：己亥十月，“晤湖南自东回田、李诸君”[51]。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称：“唐既有志于湘鄂，以林与会党素有关系，乃约林及秦、蔡、田、李等回国大举，复由林邀鄂人傅慈祥、粤人黎科、闽人郑葆晟、燕人蔡丞煜等相助。”林圭等人系高等大同学校同学，行动自如，而傅慈祥等分属成城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和日华学堂，不能无故离校，直到次年暑假才归国参与自立军事。据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自立军之失败》记，林圭“偕行者慈利李炳寰、田邦璇、武陵蔡钟浩、长沙秦鼎彝、及才常之弟才中，共五人”。另据黄中黄（章士钊）《沈荩》：“己亥冬，林圭乃返国，偕之者五人，即李炳寰、田邦璇之流也。”[52]而秦力山《说革命》称:他于旧历腊月往天津，次年2月，经上海至汉口[53]，似不在同行之列。即使其余四人，所谓偕行也是大概言之。

林圭抵沪后，与唐才常、张通典相会，在唐的寓所住了一星期，然后与沈荩及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的田野橘次等一起出发赴湘。11月20日，田野橘次、唐才常、沈荩等曾在上海拜访白岩龙平，当是接洽赴湘事宜。[54]唐才常于1899年11月21日手书一函，托林圭带到汉口面呈东亚同文会支部长宗方小太郎，函谓:

兹有沈君愚溪、林君述唐拟与田野桔治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必须开创之时，极力冲破，以后举行诸事，自然顺理成章。[55]

此行的真实目的，三年后田野橘次在所著《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中予以披露:

湖南以长沙为首府，掘湘江之委流，帆楫殷阗，百货充斥，固支那革命之一大市场也。爰拟于此设哥老会之中央本部，以为革命之运动。惟哥老会名目，不可公然发表，而为满清官吏之所侧目，故使予开学校，并设新闻社，暗中盛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