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议会第三章中国议会（第13/29页）

清末治今文经者，除皮锡瑞外，语多妖妄，容易引起非议。加上康有为曲解孔学，自命教主，党同伐异，早已引发与章炳麟的冲突。[116]戊戌时叶瀚、陈汉弟等鼓动汪康年组织浙学会，认为：“方今各省学会，舍湘学而外，无人创设。湘学已为康教所惑，浙学汲汲宜办，以杜其萌芽，先发制人”，“欲与同志独立一帜，昌浙学之宗派，绝粤党之流行”。[117]因汪康年不肯出头，叶瀚便代而倡兴浙学，

以浙学会为总目，而以时、格、农、蒙四会为体。且南海伪学，其势虽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将来，必一败涂地。但目今其声气可席卷天下，被累不少，故弟与同志约，不容彼党侵入浙界，务须仿日本进步党所为，留以有待。众佥谓然。故浙学速成，则彼党来，公逐之可矣。[118]

以浙学会为总目，而以时、格、农、蒙四会为体。且南海伪学，其势虽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将来，必一败涂地。但目今其声气可席卷天下，被累不少，故弟与同志约，不容彼党侵入浙界，务须仿日本进步党所为，留以有待。众佥谓然。故浙学速成，则彼党来，公逐之可矣。[118]

这种学派分歧，实属维新势力内部不同派系之争。

百日维新期间，康门师徒以布衣沐皇恩，不免“有腾驾云雾之势”[119]，倚仗皇权，飞扬跋扈，四面树敌，不仅遭到后党和洋务派官僚的疾视，也得罪了不少往日的同道旧友。如横滨的孙中山、陈少白，港澳的王质甫，湖南的邹代钧等。康有为借光绪龙威压制《时务报》，排挤汪康年，“南北诸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120]。即使调和派也不满梁启超等始则挟诏旨与汪为难，“继又腾书各报，极力痛诋”，以为“迩年以来，言新法者群推汪、梁，若一旦为人所轻，则凡言新法者皆将见轻于人，守旧者有所借口，而维新之机失矣”。[121]

维新派的内讧甚至惊动海外，日本人评论道:

日清交战后接踵而起者，在民间有广东的康长素派和上海的《时务报》馆派等，这两派表面相结托，其实完全不同，如广东人与江苏一带中国人的差别。特别是康派稍带宗教味，外面观之，有东林党之嫌。[122]

占据政治中枢的康有为党同伐异，导致维新势力四分五裂，是加速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正当两派因《时务报》而龃龉横生之际，出现了汪康年与孙中山交往的一段插曲，令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汪康年愤于清廷“弭患无术，善后无方”[123]，借考察报务为名，和曾广铨一同赴日本，遍历东京、横滨、大阪、神户、长崎，与日本朝野各方磋商中日同盟挽救危局之计，决心结合两国民间势力，救亡图存。在日期间，曾与孙中山有所交往。1898年1月，孙还专程陪同其到大阪，与白岩龙平、山本宪及侨商孙实甫、留学生汪有龄、嵇侃等会见《大阪每日新闻》记者。[124]有的日本人士遂将汪、孙并称。[125]

此番东游，会见孙中山似在日程安排之内。[126]此事缘起，当在1897年孙中山返回日本之后，“欲发信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127]。是年冬，曾有一陶姓之人到沪访康有为，“穗卿、菊生往康处适见之，此人即行者遣以召康者，其言甚诞。菊生以告兄，穗卿未尝言也”[128]。所以汪、曾东渡，事先曾向梁启超函商进止日程。[129]但归国后，汪认为“行者之无能为”，且将此意“遍喻于人”。[130]

汪康年了解孙中山，最早还是从梁启超处得到若干信息。1895年3月，梁函告汪康年:

孙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131]

此后，维新人士一直关注孙中山的动向。1897年，吴樵致函汪康年，几度提及:

孙氏（即孙文）闻已设议院，制船械，沪上有闻否？

久不得湘中书，不审彼中如何？都中、粤中（逸仙先生近状如何？）又不审如何？念之辄为焦急。[132]

汪康年东渡见孙中山，本来是国内维新人士的共同意愿，但恰在此时，汪、康双方关系恶化。1898年3月，梁退出《时务报》，以后又与康有为试图借光绪龙威夺回报馆。而《时务报》馆与孙中山暗中接触之事为驻日公使裕庚告发，汪大燮函告汪康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