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第4/24页）

他进而表示:

启超等明知他邦干预内政，非本邦之福，然日暮途远，不得不倒行逆施。彼女后及满洲党执国权则亡也，诸邦群起干预内政亦亡也，其为亡一也，宁借日本、英、美之维持，不甘为露西亚之奴隶。[24]

一个月后，梁启超致函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更将政变原因归纳为帝后、新旧、满汉、英俄之争，“然要而论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露西以求保护”。中日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今西后与贼臣荣禄等之主义，一意求露国之保护，甘心为其奴隶，（虽未定有密约，然）露人外交政策最险而最巧，常以甘言美语钓饵人国，所墟之邦不知几何姓矣。今诸邦虽持均势之主义，各谋在我邦得额外之利益以抵制之，然我之伪政府惟露人之言是听，露人直欲以我政府为傀儡，而暗中一切举动将悉阴持之，以他日必至之势也。故使伪政府不更易，主权不能复，则于东方之局，各邦常为客而露人常为主。以客敌主，常处于不能胜之势，恐支那之全折而入于露，为时甚近矣，何均势抵制之可言？且即使能均势，能抵制，而亦非日本之利也。[25]其三，利用英、日两国彼此竞争的心理。康有为在香港见宫崎寅藏时就故意显示英国对其如何热情，试图以此作为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26]而写信给李提摩太，则称：“仆将诣贵国求救，道过日本，其国民思救我国情意踊跃，故暂勾留。”[27]梁启超在致大隈重信函中，也谈到国际局势的消长变化与各国的战略方针息息相关：“仆尝观英国近年来政策着着退让，未尝不为之顿足。见露、独之政策，或如鸷鹰，或如瘈狗，未尝不为之震惊。欧洲未来之胜负决于是矣，窃知贵国政府之必慎所择也。”[28]意在刺激日本大胆进取。

康、梁等人的言行如此协调一致，当是经过协商。如他们担心西太后和守旧党拒不还政，为了减少阻力，降低列强出面干涉取得成效的难度，提出赎买对策。康有为向英国人建议:

西后之废立，但为群小所牵率，以保全性命耳。若有大国剀切解谕，与之立约归政，请皇上待以不死，厚与数百万之供给，亦非不归政也。[29]

梁启超的主张与之相同，陈说则更为详尽，认为政变并非尽为西后之初意，而是满洲党担心改革不利于己，必须去皇上，才能阻止改革。

今若骤胁逼之，使归权于皇上，彼将恐皇上复权之后，必不容之，则必以死力相争矣。且如此则友邦之措词亦甚难也。今若能与英、米同仗义干预，令其归政，而复合敝邦每岁出五百万金之俸以供给之，诸国为之认保，然后可责之大义也。西后之见识，惟知有纵欲、娱乐耳，其揽国权亦为娱乐计也。苟既给以厚俸，有诸国为之认保，彼既有娱乐之可图，加以仗义执言，外之有友邦之义举，内之有志士之同愤，彼或不敢不复权，然后事可图也。[30]

英、日等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防止俄国的势力因亲俄守旧派掌握政权而坐大，以不同方式保护被追究处分的变法派官员和绅士，也设法阻止当朝执政谋害光绪的企图，一些朝野政治人物甚至谋划过改变政变结局的可能性。据说日本的大隈重信、犬养毅和矢野文雄，就曾为光绪谋复权之策。但要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出面甚至不惜使用包括出兵在内的政治手段为复辟开辟通道，则牵扯过大。况且，英、日两国朝野之间对于中国的维新变法和政变的相关各派，看法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康有为的改革过激而西太后不至于全面倒退，政变只不过使改革的速度有所放缓。当权者尤其慎重，其采取何种对策，主要还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31]

英、日等国政府发现慈禧很快便控制住了局势，而且并没有如康有为等人所指陈的，采取排外的政策，于是非但没有出面为帝党和变法派讨回公道，反而很快开始协调与清政府的关系。9月30日，俄国驻伦敦大使斯塔利报告外交部:

最近两周，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政变后之所以立即散布开来的惶惶不安的情绪，主要是由于事件发生得突然，从而引起了惊讶心理。现在情况已经大白，慈禧太后过去执政时期的经验表明，没有理由可以预料她将会敌视欧洲人到底……英国人总是本着他们做事情的惯例，抢先站到势力最强的一边。……伦敦内阁对于北京这次政变从一开始就非常审慎，看来它现在是把这次政变看成中国的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