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太子李贤的囚徒困境（第4/5页）

随着人员的流动，武则天与李弘东宫班底的紧张关系，也无形之中转嫁给了新太子李贤，这是最为要命的。麻烦并未因为前太子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反而给那些活着的人造成难以摆脱的困境。

在东宫僚属中，领头之人是左仆射刘仁轨。作为李义府当年的死对头，刘仁轨始终奋战在反对武则天临朝的第一线。

有一次，刘仁轨陪同高宗皇帝观看新落成的镜殿，由于光的折射，人影重叠。刘仁轨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在一旁惊呼不已：“不好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臣刚才竟然看见四壁有数位天子，这是不祥之兆呀！”

于是有人认为这是刘仁轨在提醒高宗皇帝。现在大唐帝国的天空已经升起了两个不落的太阳，一个是当今皇上，而另外一个则是他身边的天后武则天。

右仆射戴至德与侍中张文瓘是李弘最为信任的僚属。李弘监国期间，基本上是仰仗这二位主政。武则天与李弘的权力角逐，也让他们成为反武阵线联盟的生力军。

郝处俊就更不用提了，他算是最为坚定的反武派人士，从一开始就抱着与武则天对抗到底的姿态。以至武则天临朝以后，郝处俊虽然早已不在人世，但武则天还是余恨未泯，找了一个机会整治了他的孙子。中国人讲究父债子还，孙子替爷爷还债也是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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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又是一个多事之秋。年号仪凤来源于陈州府的上奏，奏书说有人在陈州水边看见一只庞大无比的金色凤凰从天上飞落的虚幻之景，所有天下臣民都相信了凤凰之说，而凤凰又象征着吉祥。

凤凰降临尘世，带来的自然是大吉之兆。天下承平已久，没有人愿意灾难降临人间。

武则天对高宗说，既然天意如此，那就再改一次年号吧，仪凤的年号会给大唐社稷带来祥瑞和富庶。

就这样，上元三年又变成了仪凤元年。朝臣们早就习以为常，没有人知道武则天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改换年号。

从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上元，如今又是仪凤。年号成了武则天的个性化签名，在她的率性而为之下不断变化着，让人感觉到她内心正在逐渐生长的欲望与焦灼。

可是东宫的学者们却并不那么认为，他们对武则天这种没事就变换年号的做法颇有微词。混乱的年号让他们在修订典籍史书的时候遇到很大麻烦，可他们也只能在背后发发牢骚，并未因此向朝廷进谏。

他们不愿因为这件事而开罪武则天。事实上对年号的随意更改并不是武则天一个人的随心所欲，她的背后站着一群饱学之士为她出谋划策，他们就是北门学士。

如果说北门学士是武则天豢养的权力门徒，那么东宫学者就是太子李贤背后的智囊团。

东宫学者们把追随武则天的北门学士视为政治学术领域最为强劲的对手，北门学士因为有武则天为其撑腰，往往以圣哲自居，以冷眼轻觑太子身边的张大安、刘讷言、薛元起等人，东宫学者们在忧愤之余便把希望寄托于太子李贤的身上。

其实《后汉书注》就是东宫学者与北门学士相互较劲、勾心斗角的产物。张、刘、薛三人合力帮助太子李贤修撰这部巨著，其挑战和示威的目的也就呼之欲出了。

太子李贤将《后汉书注》呈献给洛阳宫的高宗，高宗满心欢悦，就像赏赐当年修撰《瑶山玉彩》的李弘一样，他命东宫差役带回了满满一车的金银布帛作为赏赐之物。

高宗很是高兴，手诏褒奖，他说，修史乃是国家的大事，太子勤思政理，鉴戒前史，值得称赞，所有参与的人都要赏赐。手诏还同时号召诸王效仿太子，常把国家社稷放在心中，不要玩物丧志。

李贤对《后汉书注》这样一部倾向性极为强烈的书，进行了大量的注释，其用意昭然若揭。通过这样一部作品，他要将自己内心对于现实的一种不满态度宣泄出来，他反对将要出现的武氏临朝称制的局面。尤其是针对书中大量涉及吕后篡权的事，他做了大量的注释。

武则天翻阅了太子送去的书籍，太子李贤用了大量笔墨来写吕氏临朝，外戚专权，闹得朝堂上下鸡飞狗跳。

这是编撰史料还是在指桑骂槐？武则天内心压抑的怒火喷薄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