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皇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第6/7页）

到了隋唐时期，储君制度发展得更加成熟，一般都是立嫡长为太子。

为此，唐朝还专门建立了东宫，并配有东宫官属，太子贵为储君。但是龙生九子，各不相同，往往嫡长子的智慧、才干、功绩还不如他的兄弟，这就会引起他的兄弟觊觎他的皇储地位。隋唐相继发生了隋炀帝逼父夺位、唐太宗杀兄夺储然后又逼父让位的事情。这些事件都表明了嫡长子继位的制度并不能保证皇权的稳定过渡。

这就好比兄弟两个分家产，都是老子的儿子，都为创下家业流过血汗，如果家里盖了两层楼，老大、老二各一层。但分家，和分天下，还是有质的不同。虽然说“家天下”，可家好分，天下只能有一个皇帝。如果都想当这个户主，就会捅大娄子。

汉武帝刘彻皇权在握之际，并没有忘记其曾祖母吕后的种种恶行。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子为储君，母当赐死”。就是说如果皇后一旦生下皇太子，那么等待皇后的就只剩下死亡一条路。原因很简单，汉武帝以此来谨防类似“吕后”这样的垂帘涉政所导致的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垂帘听政”并不是令人多么放心的好办法，之所以能够沿用2000年，还是因为别无选择——如果连母亲都是不可靠的，那么在权力场上还能信任谁？

按照今天的法律规定，未成年人是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在封建时代，虽然没有这种观念和制度，但是冲龄践阼的皇帝在大婚之前，只能在书房中接受皇家教育，或是在金龙宝座上枯燥地接受百官的朝贺，亲政的权力只能交给他的“法律监护人”——皇太后。

作为女性来说，能够与皇权男性的婚姻结合是她们攫取权力的前提。但是仅有这种前提，还不足以让一个女性合法地从她的亡夫中继承权力，必须自己的未成年儿子是皇位继承人，她才能以太后的名义发号施令。

“母以子为贵”的现象在政治上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孩子太小，由娘看着。那些文武百官在向年幼的皇帝叩首的同时，他们的双膝也自然地向皇帝身后的皇太后弯下了。

尽管这种本属于男性的皇权已经为女性所操控，作为皇帝的生母或嗣母也得到了文武百官的拥戴，但是这种拥戴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女性参政权力的认可，而是对由女性代理的皇权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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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十一月初三，武则天的得力干将、时任礼部尚书的许敬宗向李治上奏，建议解决国本问题，也就是太子问题。当时的太子的确是有问题的。因为太子是李忠。

李忠不但不是武后的儿子，也不是萧淑妃的儿子，甚至在实质上也不是前任皇后王氏的儿子。他的母亲姓刘，是李治的一个妃子，在嫔妃中地位比较低。前任皇后王氏因为自己没生儿子，收养了他。成为王氏的儿子后，子凭母贵，李忠才被册封为太子。

当初能成为太子，李忠貌似一步登天，却不知那根本就是一条死路。因为许敬宗提的“国本”问题得到了李治的重视。当初立李忠为太子是看在前任皇后王氏的分儿上，现在王氏都死了，就不需要看谁的面子了。更何况，这个太子如果再当下去，会死得比王、萧二人还要惨。

因此，许敬宗刚一表示应该立武后的儿子为太子，李治马上说李忠已经主动请求让出太子之位了。永徽七年（公元656年）正月初六，李治把李忠由太子降职为梁王、梁州刺史，武后的大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李弘当时年仅4岁。

王尔德说过，人生有两种不幸，一种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另一种是得到了，而后一种比前一种更为不幸。当踌躇满志的武皇后为儿子的将来谋筹规划的时候，她做梦也不会想到，日后她的弘儿会成为她争夺最高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高宗李治也不会想到，自己历经千难万险将武氏推上皇后的宝座，差点成为李唐王朝的罪人。自己生命中的一场旷世绝恋，差点让李唐王朝陷入万劫不复，给李唐皇族的每个人带来一场血腥的梦魇。

正月十七，高宗皇帝大赦天下，把年号由永徽改为显庆。这一年也由永徽七年变成了显庆元年。武氏成为皇后，李弘成为太子。看起来，大唐内部的一切尽在武后的掌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