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硬道理（第4/7页）

还是1978年12月13日的那篇讲话，邓小平说，“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688

这是一段对后世影响很大的表述，基本上奠定了以后三十年的社会发展重心，也成为后三十年来政府工作的指挥棒。为了发展中国经济，党和政府做了种种努力，用实际行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首先就是政府主导招商引资。

1840年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被迫的，使中国处于被掠夺的状态；1949年之后的中国也是对外开放的，但那是一边倒的，倒向社会主义国家，发达的苏联给了中国无私689的援助；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中断经济援助，中国站到了第三世界一边，为获得他们的政治支持，中国又给了他们无私的援助。

文化大革命当中，虽有“四三方案”690等设备引进项目，虽然陈云等也提出“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691，但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崇洋媚外”、“洋奴哲学”、“修正主义路线”等观念的阻碍下，对外开放终究难成气候，所以邓小平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692

1978年5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了一个经济代表团，在法国、德国、比利时、丹麦和瑞士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听取考察团的汇报，汇报的中心思想：差距很大，需要学习。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先后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三大企业，对微波炉、新干线、电动汽车，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等表现出浓厚兴趣，这是他无论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还是当初在法国都没有见到过的。邓小平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终于“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开始确立，至此以后，中国逐步走向了世界。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随着邓小平出访的电视镜头，人们开始了解世界：原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并不是“敌人一天天地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693。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开始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694

中国开始向世界敞开大门。

但是这一次的开放与以往是不同的，而是主动的、积极的。我们的目的是明确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经验。我们需要这些东西为提高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服务，我们需要它们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服务，因此，我们开放的重点也很明确：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当然我们也不忘记“第三世界的市场潜力”。

开不开放是一个态度问题，而如何开放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操作问题。

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广东省委领导人习仲勋在汇报工作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一定的权力，允许广东有一定的自主权，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汕头举办出口加工业。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分别提出的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3月，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

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特区后指出：“除现在的特区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