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第6/7页）
北京科学讨论会的意义和影响如何，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重复交学费的东西太多，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不认真去总结历史。
本文初发于《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4期，第111—121页。
可参阅张九辰《希夏邦马峰考察与“北京科学讨论会”——施雅风院士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年第2期，第165—172页。
张维（1913—2001），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
筹备会议于1963年9月27—30日在北京举行。
《亚非拉和大洋洲二十二国科学家在京举行筹备会 决定明年在北京举行科学讨论会 各国科学家将紧密团结促进这些地区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人民日报》1963年10月1日。
《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公报》，《人民日报》1964年9月1日。
《四大洲的科学家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把科学文化推进一个复兴繁荣的新时期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北京科学讨论会开幕式上的欢迎词》，《人民日报》1964年8月22日。
《只有实现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 科学事业才能够真正为人民所掌握 聂荣臻副总理在北京科学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贺词》，《人民日报》1964年8月22日。
《北京科学讨论会体现了科学和民主精神 将对人类的进步科学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李四光在北京科学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4年9月1日。
《建立世界科学家广泛的统一战线 为和平和科学造福人类共同奋斗 陈毅副总理在招待北京科学讨论会各国科学家宴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4年9月1日。
《古巴一客人回国》，《人民日报》1964年8月31日。
《北京科学讨论会向国务院的报告及国外对会议的反映》（1964年9月），中国科学院档案处档案，64—1—28号。
与会的外宾普遍对“中国主人”所给予的“无微不至的照料、关心”和“极为令人感动的款待”十分感激。参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科学家在北京科学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4年9月1日。
北京科学讨论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工作简报》第145期，1964年9月8日。
那位朝鲜的金所长是留学过苏联的，对这座东亚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厂十分感兴趣，提出了一份索取技术资料、某些关键零部件的清单。经该厂请示化工部后，出于两国军队、人民在抗击美国中由鲜血凝成的友谊，中方满足其全部要求。金所长大喜过望。——薛攀皋注
在杭州参观访问期间，由浙江省科委蒋副主任陪同。某日在游西湖时，他向马科夫斯基大谈“反修防修”的道理，上游艇后依然滔滔不绝。虽然出于外交礼貌，马科夫斯基刚开始时还洗耳恭听，似不久之后就有众多明显的厌烦表现。而蒋副主任不顾我的暗示，仍毫无停止说教之意。我只好跟翻译讲，请他别译太尖锐的话。到中午吃完午饭后，考虑再三，我还是给省交际处打了电话，建议他们提醒蒋副主任适可而止，不要把我们的政治主张强加于人。接受交际处的招呼后，那天下午蒋副主任终于不再宣教了。但是，我也担心有朝一日，这会成为我阻挠宣传毛泽东东反修防修思想的罪状。——薛攀皋注
《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公报》，《人民日报》1964年9月1日。
《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公报》，《人民日报》1964年9月1日。
《新科学的起点——坂田昌一教授谈北京科学讨论会》，《人民日报》1964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