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 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干部与科学家（第6/7页）
我今天跟你谈这些事情，是希望以史为鉴。总括1976年以前这段历史，从实验生物所的实际反映出来的科学政策上的波折，有这样三个中心问题：（1）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2）在科研方针方面缺乏相对稳定性，未能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开发之间的关系；（3）内行领导与外行领导的争论，缺乏从实质上对科学研究本身的体制、管理与布局的深究与总结。我们有太多的历史教训，希望你们能把这一段历史很好地总结出来。
本文初发于《中国科技史杂志》2005年第3期，第257—265页。收本书时略有修订。
李小骝，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党委书记。
贝时璋（1903—2009），细胞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
陈世骧（1905—1988），昆虫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
庄孝僡（1913—1995），实验胚胎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
姚錱（1915—2005），肿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
1953年初，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从全国各地抽调了大约40名“归队干部”。他们分赴各所，担任所务秘书、办公室主任等职，以加强各所党政领导工作。据《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大事记》（内部资料）打印稿，第7页。
该奖于1982年第二次颁发，改称“国家自然科学奖”。
朱洗从历史教训出发，介绍了消灭麻雀的危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因讨厌麻雀，曾于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使得普鲁士的麻雀一度几乎绝迹。但不久之后即发生大规模的虫害，国王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1968年8月16日，因为“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已经于1962年去世的朱洗遭到了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据薛攀皋《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炎黄春秋》1998年第12期，第9—15页。
郑作新（1906—1998），鸟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他对麻雀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他发表论文，通过实验证明麻雀在育雏时会吃很多害虫，对农业有一定的益处，不同意消灭麻雀，只赞同消灭雀害；另一方面，他又在《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论证麻雀糟蹋很多粮食，应当予以消灭。他还出版了一些教人们如何消灭麻雀的小册子。事实上，他当时是朱洗的主要论敌。见熊卫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消灭麻雀运动》，《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8期，第179—195页。
1960年2月，上海某中学一生物教师写了一篇题为“反马克思主义达尔文学说的‘生物进化论’”的文章，指责朱洗这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作为历史观的阶级斗争，攻击作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基础之一的达尔文学说”。为免引起一场大的风波，有关方面赶紧向上请示，最后一直上达到主管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那儿。据薛攀皋《聂荣臻保护生物学家朱洗“过关”》，《炎黄春秋》2001年第6期，第10—13页。
朱洗早年曾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在思考生物进化问题时想到“互助”是很自然的。而且，正如骤变未必与渐变完全对立一样，互助合作也未必与生存竞争完全对立，它们都可以通过时间轴而被统一到进化历程中去。事实上，在20世纪下半叶，骤变和互助合作确实备受生物学家们的关注，把它们引入是生物进化理论的重大发展。
据《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大事记》（内部资料）打印稿第16页记载，“五七年反右斗争中，（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被错划为右派的共五十一人”。
巴延年的相关叙述是：“1964年时王仲良被调走了。正式原因没有下达，主要是上面说他右倾，对他不满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