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炯： 我亲历的政治运动（第5/7页）

广州会议让知识分子热泪盈眶

熊：与“大跃进”运动接踵而来的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

沈：那时候真是非常困难。我的江苏吴江老家饿死了人，而我的家人因吃不饱饭，也出现了浮肿现象。记得那时候我到苏联去了，我母亲就在家旁边种了点豆子，贴补一下。

熊：您于1959年回国，随后的1960年、1961年国家也极困难，您怎么过呢？

沈：因为营养不好，我患了严重的肝炎，经常住医院。那个时候，我家是这个院子里最清苦的三户人家之一。

熊：回国之后，您就主持新建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的工作，听说你们那时候工作是十分勤奋的，常常深夜才归。

沈：主要受加州理工风气的影响，我养成了勤奋工作的习惯，一直认为科学家是没有什么业余时间的，而且，为了工作，我对家里的任何事都不过问。那时候我有几个好的学生，所做工作也发现了一些好的苗头，所以抓得很紧。那时候李亚农经常来看我。有一天，他对我说，有研究生到他那儿告状，说我要求得太严了。他一方面告诉我这件事，另一方面又要我别太在意。他还给我举了个例子。在新四军的时候，他常常工作得很晚，有人批评他煤油用得太多，他一度不高兴。后来他哥哥跟他讲，那只是小节，不要在意。我比较幸运，碰到的几个领导，李亚农啊、王仲良啊，都对我非常好，所以我对他们没什么意见可提。

熊：1962年春天，您参加了广州会议。

沈：上海分院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曹天钦等人。会议对“大跃进”期间的许多现象提出了批评，当时的说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我印象最深的是陈毅副总理的报告，其中一些话我现在还背得出来。他说：“建国12年来，你们和我们党共甘苦，说你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应当的。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表示歉意……”听了他的话，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激动得热泪盈眶。

后来，周总理在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说：知识分子首先要认识自己，譬如我吧，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所以我是江浙人。旧知识分子多数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并曾受过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教育，过去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附着在封建或资产阶级统治者的皮上，现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变成梁上君子了！我当时坐在第三排，坐在我正前面的是傅作义。听到这些话后，他把手举了上去，大概太激动了，过了好长时间都放不下来。我们感受到，正、副总理的发言重点是不同的，周总理强调改造，陈毅则强调道歉。

广州会议开完之后，科学界的风气有很大的改变，不再有“大跃进”期间那些浮躁的东西，大家工作普遍很认真，所以，之后一段时间取得了一些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成果。

我第一个被揪出来

熊：可惜的是，广州会议之后没过多久，又开展了“四清”运动。

沈：我是整个中科院上海地区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我于1957年4月入党，与微生物室党支部书记陈广澧关系一向很好，她经常找我聊天，我有什么想法，也经常跟她讲。比如，我对《北京日报》某篇社论所说的“共产党员应当做党的驯服工具”不能理解，曾对她说：“是人总有思想的，怎么不讲个明白，就要人甘做工具呢？这样的用词是否不当？”1958年反右补课时，我对植生所党总支将在农场工作的四个青年划成右派很不满意，曾对她说：“这是草率地把别人的命运当儿戏”。1959年“反右倾”运动时，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诽谤我在苏联时，要我的研究生帮我穿皮大衣，大摆大教授的架子。我曾向她发牢骚，说绝不能与这种无端造谣的人在一起。等等。结果，在这个运动的初期，我的这些话被她抛给了工作队，一道算总账。她还给我下了“反党”、“叛国”的结论。她的这个发言以及随之而来的批斗，使我的科学生涯遭受凶风恶浪，几乎吞没了我的科学事业，甚至我的生命。

熊：向支部书记反映自己的思想，这是组织原则所要求的嘛，怎么会反遭清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