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奖惩考绩（第2/3页）

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为抗战时期最高军法机构。总监部设总监（上将级）、副监（中将级）各一人，综理一切，遇有重要案件，先组织会审委员会，以将官级委员三人为审判官，其中最高级者为审判长，通常由委员长指定或圈选，其他军法官及书记等，由总监部组设。会审委员会于会审后，将结果制成判决书，由总监转报委员长裁决。[137]军法总监部实际运作的情形如何？根据战时军界人士的观察，“军法执行监，除处分逃兵之轻微罪行外，刑不及于大夫。军法不肃，是政治退化的主因。”[138]抗战时期，在华的苏俄顾问嘉梁钦（Aleksandr Ya.Kalyagin），对于国军的惩戒无法普遍施行，曾有以下的观察：

一个军长在接到攻击的命令后，可能会将部队撤至后方，放弃一个城市，而不会受到任何最轻微的处分。是谁的错？别太快下结论！必须先查“教会行事历”（church calendar），看看此人是哪一系的将领，指挥的是哪一省的军队，他是在哪一省作战，和他合作的是哪一省的部队……等等，然后才能了解真相。[139]

我们接下去要问的是，军法不肃的原因何在？责任是否在于蒋委员长一人？众所周知，自民国成立后，国民政府和地方军系的关系，一向是视双方军力的优劣而定。至抗战中期时，地方部队的数量已超过中央军甚多，造成地方军人目无国民政府的骄纵心态。无怪抗战爆发之初，政府尚能将作战不力，擅自撤退的李服膺[140]和韩复榘[141]处以极刑，但是至1939年“冬季攻势”失败后，国军统帅部尽管震怒不已，但是并未能将失职的大批将领绳之以法，因为在当时的权力分配条件下，中央如奢谈军纪，只会激起地方军人的二心而已。[142]事实上，抗战时期不仅是临阵退却，举凡军人违法失职、虐民通敌者，以及公务员贪污、走私等案件，蒋委员长一律批交军法执行总监部审判，[143]然而由于部分战区司令长官（如阎锡山、李宗仁）形同藩镇，为中央权力所不能及，谎报军情、包庇烟赌走私、搜括民间财物，所在多有，因此军法一辞，有时直流为具文，[144]但舆论则常指军法监量刑不公，偏袒地方部队，[145]专门押禁黄埔出身的军人。

实际上，根据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的日记所载，“军校学生犯罪，均由委座令交审讯，本部从未直接检举一人，即判罪亦无一不引用最轻条文，且必须呈报委座核示，本部之权力，因有限也”[146]。因此蒋介石偏袒黄埔学生，殆无疑问，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地方军人虽然形同藩镇，但是迫于形势又不能不用，[147]对于自己培养出来的黄埔学生，自然不免寄予厚望；对于少数宠信的爱将，也就格外珍惜，即使是作战不力，依法需革职，也多随即再予起用。如战前汤恩伯在河南汉川一带“剿共”失利，被撤职，但是同年秋天，又再被起用为八十九师师长。[148]抗战时期，这类例子更多，如1937年12月，宋希濂因南京失守被撤职；[149]1938年2月，刘峙因保定之役战败被撤离；[150]1938年5月，桂永清、黄杰因兰封之役战败被撤职查办；[151]1940年2月，徐庭瑶、叶肇因桂南会战失利被撤职查办，[152]但是随即均再获起用。至于过失略为轻微者，则经常仅施以“撤职留任”的处分，[153]让其戴罪立功。

根据军事委员会的统计，抗战期间最常见的惩罚方式为撤职（36 204人次）和撤职通缉（34 361人次），其次为记过（5 221人次）和记大过（4 669人次）；最少见的惩戒方式，则为罚薪（14人次）、撤职留任（113人次）和申斥（141人次）。[154]此项统计只限于中央所核定者，事实上战时各单位的奖惩，有许多并未呈报中央。值得注意的是，战时军官佐曾受撤职和撤职通缉处分者，共超过70 000人次，不可谓不多，但是由于战时干部缺乏，加上人事管理所需的技术条件尚未具备，以至于今日在此处被撤职的人，明日可以在彼处再被起用，惩戒的功能因此也难以发挥。

公正严明的奖惩制度，可以提高纪律，鼓励士气，但是在中国由于重人情，以致常有“和稀泥”的现象发生，赏罚不明，有碍作战，蒋介石即曾在一次会议中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