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升迁调补（第2/6页）

现在你们一般高级将领年龄都在五十岁上下，而且有的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还在三四十岁左右。处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如果稍一不慎，就没有不腐败堕落的；因为我们自己有了势力与地位，那一个人都不敢与我们说话，我们自己也不求人去研究，所以一天一天的骄傲失败。现在敌国的情形，就和我们不同，他们的阅历深、修养好，学问能力都要比我们高，这是值得大家格外警惕的一点。[61]

第二，人事无法新陈代谢。由于升迁过速，干部常升到将官，年纪尚轻，于是造成人事阻塞的现象，人才不能做到新陈代谢，另一方面则造成中、下级军官缺乏。有关当局在面临此一困境时，所作的努力为何？当时所采取的因应之道，主要有以下两种：

1. 增加高级军官名额，以解决上层人事阻塞现象。根据《国民政府公报》所载，抗战八年期间，陆、海、空军共任命将领2 000余人次（当然另有部分未列入《国民政府公报》），兹依任命时间及阶级统计如下：

表2-1显示，战前两年国民政府任命将级军官甚多，抗战八年期间任命将级军官较为频繁者，为抗战爆发后的前三年（由于战况较为激烈之故）和1945年（抗战胜利，擢升有功人员），其余各年任命将级军官均少；且大多限于少将阶层，其余各阶层均少，显示抗战期间将级军官的升迁和战前相较，并非易事。[62]

表2-1　抗战前后国军任命将级军官人次统计

* 合于晋任上将规定，但受员额所限者，得先加上将衔，如遇上将出缺，由已加上将衔的中将择优转补。

资料来源：根据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1989，第714—759页）所载资料计算得出。

2. 严格要求升迁的资格，以解决中、下级军官缺乏的现象。1940年代前后，国军干部的升迁开始强调年资的规定。军官的晋升，必须在下一级停年届满，始能晋升至上一级，如学者黄仁宇1940年年底自中央军校十六期毕业，当时虽是战时，也需服务六年半才能升至少校。[63]而且不仅是年资够，还要表现好，才能升得成。根据军官佐任官规定，少尉升中尉仅需一年半的年资，但是一位军校十七期毕业生自述他的经验却是“毕业后被派为少尉，需经一年半载，甚至三年、二年磨炼有了成绩，或于激烈战斗中、炽盛炮火下，不怕死而又幸未战死，才能升为中尉，没有人事保障，调职升迁全凭带兵、训练成绩及战功”[64]。此时，升迁是否真如他所说，是“全凭带兵、训练成绩及战功”，仍有待研究，但是至少在他的眼中，升中尉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尚称公平。

抗战中期以后，军官的升迁除了讲求年资和成绩外，又有一些不成文的惯例，如上校升少将需陆大毕业，或具备团长资历，因此一般的中级军官无不想进陆大和当团长。[65]至于中、下级军官的升迁，则有遵循军校期别顺序的不成文规定。如前期同学未晋任连长，后期同学只有等待一途，万一后期同学超前晋升，对于前期尚未能晋升的同学，即等于是一种考核，以后虽仍有晋升的可能，但是机会不大，即使不是自己求去，也会被列入淘汰之列。[66]

一般人事上的年资制度，本在使人才平流并进，杜绝侥幸，但是缺点在于限制特殊人才的发展。为了要弥补此一缺点，所以又有论绩的办法，此时国军的人事制度，即是采用这种补救的措施。不过根据一位人事官员的观察，这种设计在实行时，所遭遇到的困难有以下几项：在考绩方面，考绩系采主官决定制，未及实行其他考核及竞争等方法，用以补救，以致易于产生不客观、不公平的缺点；同时真正呈报考绩单位甚少，已呈报而经最高主管机关核备有案者更少；此外，尚有许多单位办理年终考绩时，因升级受年资限制，因此常对年资合升者，予以优等考绩，年资不足者虽表现优异，也考列次等。由于论绩制度未能办好，因此主管机关在核准军职晋升时，可谓全凭年资。甚至抗战后期办理官职调整，只有校官以上官、职相称时，始可考绩。如此，以成绩制补救年资制缺点的办法，似乎并未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