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密谋（第8/9页）

张胜率兵进抵昆明城下时，城墙上一点动静都没有。张胜没能等到约定的暗号，却等来了孙可望在交水惨败的消息。捷报传遍昆明，王尚礼自缢，张胜只得仓促撤离。

张胜偏偏又是个不动脑子的货，来的时候走小路，回去却大摇大摆走大路，结果跟李定国回援的军队撞个满怀。

事到如今，张胜只能碰碰运气，带着骑兵一阵猛冲猛打。李定国刚经过一场大战，又跟刘文秀分了兵（刘文秀负责追孙可望），还相当意外地撞见了张胜。经张胜这么一冲，李定国没有反应过来，刚一交战便陷入被动。

马宝急眼了，赶紧率部抄张胜的后路，再次上演了交水大捷的一幕。张胜跟孙可望一样，稀里糊涂被打得惨败，但显然没有孙可望的运气好。次日，张胜逃至沾益（今云南宣威），被自己的“老部下”李承爵诱捕，后来在昆明伏诛。

交水大捷后，李定国派刘文秀、白文选率军向贵州追击孙可望，“必擒之而后已”。

刘文秀、白文选的追兵抵达普安，因不明前方敌情而未敢孤军冒进。但是，在距离普安四百多里的贵阳，孙可望却莫名其妙地落荒而逃。

奇怪了，是刘文秀修炼成了“隔山打牛”之功，还是孙可望成了惊弓之鸟？

如果非得有个答案，只能说孙可望是失道寡助、倒霉催的。

逃到贵阳后，孙可望一要防李定国的追兵，二要防驻守安顺的马进忠，因此派冯双礼扼守在贵阳西面的威清要道，并约定以放炮为号。（若文秀追兵至，可速放三炮。）结果，刘文秀还在普安，马进忠也待在安顺没动静，冯双礼却放了三声响炮。

走火了？——没有，冯双礼是故意的！

动机？——痛打落水狗，不需要理由！

孙可望就这样被冯双礼给轰跑了，狼狈不堪地向湖南方向逃窜，亲身感受了什么叫众叛亲离、作茧自缚。一路上经过新添卫（今贵州贵定）、偏桥、镇远、平溪，一直到湖南沅州，孙可望享受到的待遇都是一样——“各守将俱闭营不纳”。

曾经带着十几万大军浩浩荡荡出征的孙可望，如今身边只有十几个亲随，惶惶成了丧家之犬。

走投无路的处境，并没有让“自智自尊”的孙可望醒悟。他决意将无耻进行到底，准备认贼作父，借助清军的势力报私仇。（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

抵达靖州后，孙可望派杨惺先、郑国前往宝庆与清军接洽。三日后，白文选的追兵逼近，孙可望再次逃亡，在武冈边界又遭到总兵杨武的拦截，险些被擒获。清湖广巡抚张长庚派总兵李茹春、王平率军赴武冈接应，孙可望才侥幸逃脱。

九月三十日，决意走上不归路的孙可望给清军写信，正式宣布投降，并恬不知耻地向对方承诺“愿献滇、黔、蜀以归一统，更报不世之仇”。

孙可望投降，让清廷如获至宝、喜出望外，无异于中了头彩。

第一，孙可望是永历政权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在清军未做任何策反和军事行动的情况下主动投降，“毁三观”的政治影响不可估量。

第二，孙可望对永历军队，特别是大西军旧部具有很强的感召力。

第三，孙可望熟悉西南军事布防和军队作战特点。

得到这个“宝贝”，清廷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十二月初五，顺治帝下诏，要求兵部调整军事策略，由“招抚、对峙、巩固”的总方针向“全面进攻”转变，首要目标便是“相机平定贵州”。

清廷还给予孙可望超乎寻常的恩赏和礼遇。接到孙可望投降的消息后，顺治帝第一时间下诏，册封孙可望为“义王”，并委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礼部尚书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等高级官员携朝廷的敕书、大印，赶赴湖南当面册封。

永历十二年（1658年）五月初二，孙可望抵达北京陛见，简亲王济度、安亲王岳乐亲率大批高官出城夹道欢迎。

孙可望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也向新主子投桃报李，死心塌地为清军效命。孙可望不仅向清军提供了西南军事部署的全方面情况，还主动献上地图，又为清军提供一大批熟悉地形的向导。

好比“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孙可望走的必定是一条不归路。后来，随着西南的局势逐渐趋于平定，失去利用价值的孙可望也日渐失宠，饱受清廷的打压和排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