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抉择（第8/9页）

其四，东林党的势力被瓦解。先是钱谦益、徐弘基等人倒戈，接着马士英举荐对自己有恩的阮大铖，东林党以给“阉党”翻案为由，伺机发起反击，最终的结果是高弘图、姜曰广等人靠边站。东林党的另一位旗帜性人物张慎言屡遭刘孔昭的责难，于六月初十被迫退休。

经过重新洗牌，明朝二百多年来“以文制武”的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武官表面上没有进入内阁，但实际上已经没有能与之抗衡的政治对手，兵权在握的勋贵拥有了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冲出牢笼的武官，必将形成一股翻云覆雨的力量，他们已经被压抑得太久太久！

危险分子

面对“武强文弱”的政治格局，最抑郁的还是莫过于它的“始作俑者”——四镇总兵的“顶头上司”史可法。

此时的史可法名为“督师”节制四镇，政治地位也仅次于首辅马士英，但四镇总兵一个比一个难伺候，将史可法搞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

若论四镇总兵谁最能打仗，可谓各有战绩（近年来以败绩为主），难分伯仲，但要说谁最能没事找事，那绝对非兴平伯高杰莫属。

高杰，陕西米脂人，原为李自成的部将，于崇祯八年（1635年）归降。与同为李自成部将的刘良佐兵败被俘而投降不同，高杰是主动“弃暗投明”的，因为他捅了娄子——勾搭上了李自成的夫人邢氏。

“小白脸”高杰归顺之后，多年来参与平寇作战，积战功升任副总兵、总兵。北京失陷后，高杰不敢投降老领导李自成，只有率军一路南下。

跑路谁都会，但粮食是个大问题。朝廷都没了，粮饷跟谁要？

沦落到这步田地，吃饭只能基本靠抢了，但这身明朝官军的制服实在太招眼。首先，百姓对官军恨之入骨，不然也不会有什么李自成、张献忠了，如今朝廷垮台，老百姓乐得痛打落水狗。其次，以官军的名义到处烧杀抢掠，到了南京没法交待，难保不会被人点火挨收拾。

看似无解的难题，高杰却自有高招：脱掉官军制服，打大顺军的旗号！酒肉咱们吃，黑锅让李自成背！

在百姓“开门迎闯王”的氛围之下，高杰带着部队一路骗吃骗喝、大肆抢掠，优哉游哉抢到了扬州。

高杰将扬州团团围住，并与刘泽清串通一气，扬言要挥师渡江南下，史可法紧急拨了一万两军饷，才将蠢蠢欲动的高杰、刘泽清摁住。

高杰在长江以北肆虐一番后，又想回扬州城故伎重施，但扬州官民久闻“高家军”的“威名”，坚决不开城门。在双方对峙期间，进士郑元勋进城为高杰说情，结果刚进城就被斩首示众，还把首级挂城墙上向高杰表明态度。高杰怒不可遏，兴兵大打出手。眼看局面不可收拾，史可法亲自出面与高杰谈判，最后以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交换，让高杰“安顿家眷”，方才基本平息事态。

设四镇后，高杰如愿以偿分到扬州，暂时消停了一会儿，但很快又耐不住寂寞了。

史可法安抚高杰的同时，也给这个“刺头”留了一手——靖南侯黄得功驻守扬州附近的仪真（今江苏仪征），暗中监视和防备高杰，这让高杰如鲠在喉。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高杰决心搞掉黄得功。

九月初一，高杰终于抓到了机会。当时，黄得功去高邮迎接准备赴任登莱总兵的好友黄蜚，得知消息的高杰在半道上布下埋伏，将黄得功带着的三百骑兵全给灭了。黄得功侥幸得脱，逃回驻地仪真，又发现高杰把自己的老巢也收拾了一遍。

损失惨重的黄得功到朝廷“告御状”，希望息事宁人的史可法百般劝解，始终无济于事。高、黄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恰逢黄得功母亲去世，经史可法苦口婆心地劝说，高杰最终同意拿出一千金为黄母送葬，并以马匹作为赔偿，暂且了结两人的恩怨。

其实，四镇总兵还算不上真正的“危险分子”，他们虽然飞扬跋扈，但好歹还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如果事情闹大了，史可法管不了，马士英也不能袖手旁观，毕竟船翻了大家都得淹死。所以，这四个驻防江北的实力派总体上还是可控的。

真正的危险，在南京上游的武昌，那里有一个更难伺候的主——宁南伯左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