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翠扳指（第13/60页）

“无论将来如何，谈及中国军团的积极战斗精神时，他们当然会拥有勇敢无畏的口碑。”《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如此评论。（同上）

这位记者说此话的时候是1902年。联军在攻陷大清的都城北京之后，已经如愿以偿地用条约的形式得到了他们各自希望得到的所有利益，帝国朝廷在经过艰辛的逃亡之后已经顺利回到北京，各国使节已经被邀请到皇宫之内欢聚一堂，这个帝国的极度屈辱的时刻仿佛已经成为过去——但是，这位英国记者在评论中国军团的时候，心情依旧极其复杂，因为无论身为哪一个种族，作为思维和情感都正常的人，对当时在中国土地上竟然存在这样一支奇特的军队都会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茫然，并且可以预感到，未来的历史对此的评价将会痛苦与难堪。

同样在1902年，英军军官巴恩斯在写其回忆录时，显然已经听到了对这段史实的各种诘问。其时，中国军团仍然在中国的土地上执行着英军赋予它的各项任务。因此，他在回忆录的前言中如此艰难地说道：“尽管一个军团在其刚刚成立之时，背叛自己的同胞、皇帝及本国军队，在异国官员的指挥下，为异国的事业而战，但他们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义务，不应该再受到诋毁。”并且，巴恩斯一再宣称自己之所以歌颂这支“勇敢的军队”，不但事实是“绝对客观公正的”，而且歌颂和记录美好真实的事物，一直是他“追求的美德”。（《在华勇营服役期间——中国第一军团于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史》，中文译名又称《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巴恩斯著，1902年，伦敦。）

问题是，什么是世间的“公正”与“美德”？

在19世纪末中华帝国那段惊慌失措的日子里，英国人——皇室成员、租界里的文职和武职人员、皇家海军统帅以及指挥中国军团的英国下层军官，与中国人——皇城中的统治者、满汉官员、满腹经纶的读书人和地方士绅、在严重的水旱灾害和官场腐败下挣扎生存的中国百姓以及那些甚至不识字的穿着奇异军装的中国青年，应该具备怎样的前提与资格才能辩明这两个具有浪漫色彩和理性光泽的词汇？

中国军团，1898年组建，至1906年因为军纪、经费和兵源等问题而解散，在中国土地上整整存在了八个年头。这八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屈辱的时期。

一切是由驻守香港的英国陆军上校哈弥尔顿·鲍尔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开始的。

1898年12月，哈弥尔顿上校得到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的正式指令，委派他以指挥官的名义前往位于中国北方的一块和香港一样飘扬着英国国旗的土地上，组建一支至少他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军队。根据组建程序，他必须在香港首先招募一些既懂得英语同时也懂得汉语的中国人，充当翻译和传达战斗指令的号手。于是，上校刚出了香港总督府的大门，便迫不及待地招募了两个中国新兵，他首先需要的是能够为他服务的勤务员，于是，这两个中国青年成为中国军团最早的士兵。

接着，副指挥官布鲁斯少校很快前来报到，他带来了他的副官、四名英国连级军官和从皇家步兵团抽调来的六名士官。没过几天，更多的英国军官和招募的翻译员相继到达。

除了在香港招募的那些在广东和香港长大的会讲英语的中国人之外，所有早期在中国军团工作的英国军官们都格外兴奋。这不仅仅因为他们听说过位于中国北方的那个叫做威海卫的英国租界风景如画，气候极其“适合英国人的生活习惯”，那里的英国人的日子都过得“惬意和美妙”，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知道组建中国军团这件事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作为军人，没有比去执行一个阴谋更刺激的事情了。

威海卫，19世纪末绝大多数英国人闻所未闻的一个位于世界远东的荒凉海角。它在中国东海岸的山东省境内，濒临黄海，狭长的海岸加上沿岸的十几个岛屿，全部面积285平方英里，人口12.8万人。居住在那里的世代从事打鱼和农耕的中国人对英国人的认识比绝大多数英国人对中国人的认识更加模糊。生活在威海卫的中国人也许在他们的前辈那里听说过关于英国人的只言片语，因为80多年前一个夏天，即1816年8月27日的一个海空晴朗的早晨，这里的海岸曾经停泊过两只飘着英国国旗的船只。老人们说，从船上下来的洋人没做什么，只是在海岸上转了转，向陆地上望了望，捡了几块石头或者几个贝壳，就走了。英国海军史中有海军上尉巴塞尔·赫尔的过于简单的航行记录：“不列颠海军的护卫舰‘阿尔塞斯特’号在‘里拉’号帆船的陪同下，勘察了神秘的朝鲜海岸之后，从白河口沿着中国山东省北部的海岸向东航行。”除此之外，便是几条关于这片海岸的风和气候的简单数据和“陆地上的崖石都是浅黄色的长石、白色的石英石和黑色的云母”之类的如同表述一幅风景画一样的抽象描写。面对这块东方大陆的神秘海角，赫尔上尉的航行记录中没有对如果开拓这一海外殖民地，不列颠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将有如何的前景的任何渴望——八十多年前的英国水兵们还没有足够的想像力来预测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将来有一天会高高飘扬起英国国旗。（《龙狮共存威海卫》，里杰那尔德·庄士敦著。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