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皇帝也可以说一声“拜拜”(第3/9页)
起初,这四人也有可能掉脑袋,众人连忙解救,高宗松动了一步,批示:罪重者流放登州(今山东牟平)沙门岛,永不放回,其余的编管岭南。
此外,龙德宫华国夫人李春燕也被逮,由京城留守司等衙门会审。查实张邦昌在结束“皇帝”生涯回府时,李春燕送他出禁中,告别时的谈话涉及高宗当藩王时的隐私,按律为“指斥乘舆”,也就是骂皇帝。
还有张邦昌当时住在福宁殿,李春燕曾让自己的养女——宫女陈氏为张邦昌侍寝。后来张邦昌很中意这位小娘子,就用姐姐的一个丫环将陈氏替换出来,收在了府中。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是他狗胆包天睡了皇帝的宫女! 事情一审出来,高宗又震怒了:“邦昌竟敢住宫禁寝殿,私奸宫人,可见其何等猖狂!”
——叛国的事情不恼,睡了个小保姆却要大光其火。上级有时候对事物的判断常常让下级摸不着头脑。
李纲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对这一系列罪臣在处理的时候非要置他们于死地,就连对宋齐愈,他也曾以大赦为名力救,尽管他知道宋与黄潜善私交甚好。这次对张邦昌也是一样,李纲提醒高宗道:“邦昌既敢僭窃位号,陛下已特恩宽宥,此乃细故(小事)耳,似不须加罪。”
然而高宗不这么看,卖国不要紧,侮辱了皇家的面子才是大事!他大笔一挥,赐张邦昌自裁!之后,就派了殿中侍御史马伸,急赴潭州监督执行。
张邦昌欠大宋皇朝的一切,就此全部偿清。据说,他临死时曾大呼冤枉,后世也有人为他鸣不平。不过,他的所谓“冤或不冤”的问题,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难道卖国还有什么苦衷么?
宋齐愈跳出来阻挠李纲的备战计划,他命不好,自己找了死。但是,朝中对李纲的攻击并未停止。
黄潜善营垒里又蹦出一个河北转运使张益谦来,指责张所的河北招抚司扰民。他说:“自从招抚司设立以来,盗贼越招越多,白昼杀人,不如罢之,将此事交给地方帅臣去办。”
李纲十分愤怒,对高宗说:“张所目前仍留在京师招集将佐,尚未及行,益谦何以知其扰民?朝廷以河北民无所归,聚而为盗,所以才实施招抚,要借其力而用之,岂因置招抚司而有盗贼乎?今京东、京西群盗横行,攻掠郡县,又岂是招抚司之过?目前局势艰危,朝廷欲有所振作,张益谦一个小臣,却以非理阻止,此必有主使者。不惩之,无以戒妄议!”
但是高宗多少受了张益谦的影响,下旨招抚司:一旦就绪,马上渡河,不得抽调京城守兵,一切装备由朝廷供给。招抚来的河北兵民要严加管束。同时又让张益谦做个详细的报告呈上来。
黄伯彦把持的枢密院绕开尚书省,将张益谦的申诉状直接呈递皇上,取了旨,痛批了一顿招抚司,并行文河北各州县。文件下发数日之后,才跟尚书省打了个招呼。
李纲见了这个,差点气晕了,立刻拿了这份文件,与汪伯彦等在廷上展开了一场激辩。
先前高宗对招抚司的告诫,尚书省已有公文发下,传达了圣上意旨。现在这个枢密院公文,内容与尚书省的不同,你叫下边听谁的? 李纲奏道:“张益谦所奏都是细故,且有待考察,尚书省得旨后已发文,而枢密院又另外取旨痛批之,此何理也?不过欲与张益谦互为呼应,以细故害大计、压制张所罢了!朝廷委派张所招抚,措置刚刚就绪,即将成功,却遭打压如此。州县知道朝廷有不同意见,如何还肯努力?弃事功于垂成,真可惜也!臣不知朝廷对于张所,是欲其成呢,还是欲其败?欲其成,则不当打压之如此,欲其败,则不如罢去算了,不要这样挟私害公了!打压一张所又何所难?但是误了国家大计,使河北兵民、州县尽为金人所得,中原不能保,何人能负其责?靖康间,就因朝廷意见不同遂致大祸,今日岂可复蹈前车之辙?”
这一番痛斥酣畅淋漓,且不管你什么君主尊严、大臣体面,把“潜规则”撕破了说话。直说得汪伯彦脸上红白不定,无言可对,只得咬定不知道尚书省已有公文下发。
高宗当然也无话,只得让枢密院改正,还是以尚书省的公文为准。对张所问题的处理,可以说是李纲在朝中与黄、汪第一次公开爆发冲突,此前他与两位执政起码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和谐,所有朝中大事都是经过商量才报呈高宗的。黄、汪这次的背后捣鬼,换了别人,也许会忍让一下就过去,或者也报以阴柔之术,但李纲行事向来不愿委琐,所有意见都是直通通地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