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梦醒之后：散文在“战斗”与“闲适”之间（第4/14页）

经过了1928年的《华盖集续编》之后，鲁迅的杂文艺术枝繁叶茂，走向成熟。一方面思想深邃无比，刀刀见血；另一方面才情横溢，形象生动。鲁迅使杂文成为一种可以融政论、史论、人论为一体的高级艺术。在文学史上，一个人能将一种文体由凡庸的地位提升到大雅之境，只有屈原可与之相侔。1926年以后直至临终，鲁迅除去写了5篇《故事新编》外，几百篇作品全部是杂文，结成十几个集子。那时的鲁迅，已经是飞花摘叶皆可伤人的大宗师了，真可谓之“杂文剑仙”。

杂文之外，鲁迅给中国现代散文的最大贡献是1924到1926年创作的《野草》。研究《野草》的文章和专著已经不少，这里不宜多嘴浅议。只从本章的题旨说一句，《野草》同时表现了对战斗和闲适的两种渴望和两种拒斥。“五四”时期的鲁迅是战斗的，30年代的鲁迅也是战斗的。但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的战斗是有所为的，是为了催人梦醒的战斗，而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把战斗本身视作存在的本体。1921年以后的鲁迅，曾有过“闲适”退隐的犹豫，但他终于没有选择“闲适”，或者说他以“战斗”为“闲适”，因为他对战斗和闲适都已看透。人们一般把鲁迅写作《彷徨》、《野草》的1924到1926年视为他的“彷徨期”，但不要忘记，写作是对存在的反抗和否定。写作《彷徨》和《野草》，正是他告别彷徨与绝望，然后走向更无畏的反抗的标志。至于鲁迅心理上真正的“彷徨期”，恐怕是1921到1923年更为准确。

鲁迅1926年还写了一部叙事散文集《朝花夕拾》，忆旧中充满温情，笔法清新，舒卷自如，十篇中有好几篇长期被选入学校教材，当作写人记事散文的典范。鲁迅的确是现代散文的巨匠，从杂文，散文诗，抒情、叙事、记人散文，到科学小品、序跋题记以及书信，他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中国民族散文的现代化，建立了不朽的殊勋。

如果说鲁迅是战斗性散文的元帅的话，那么元帅帐下还有一队人马，这就是被称为“语丝派”的一群作家。

1924年10月，《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因受新月派之排挤而辞职。周氏兄弟鼓励他另起炉灶。于是，1924年11月17日，《语丝》周刊问世，长期撰稿人16位：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章衣萍、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淦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女士。在发刊辞里，周作人写道：“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浑浊停滞的空气，我们各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

显然，“反抗”、“自由”、“独立”和“美”是《语丝》的宗旨，战士的色彩一开始就非常鲜明。鲁迅在《语丝》上发表了《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论照相之类》、《看镜有感》、《不是信》、《记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死地”》、《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著名杂文。周作人也发表了《狗抓地毯》、《上下身》、《道学艺术家的两面》、《裸体游行考订》、《日本人的好意》、《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新中国的女子》、《论并非睚眺之仇》、《我们的闲话》等战斗篇章。如《狗抓地毯》中的一段：

我看普通社会上对于事不干己的恋爱事件都抱有一种猛烈的憎恨，也正是蛮性的遗留之一证。这几天是冬季的创造期，正如小孩们所说门外的“狗也正在打仗”，我们家里的青儿大抵拖着尾巴回来，他的背上还负着好些的伤，都是先辈所给的惩创。人们同情于失恋者，或者可以说是出于扶弱的“义侠心”，至于憎恨得恋者的动机却没有这样正大堂皇，实在只是一种咬青儿的背脊的变相，实行禁欲的或放纵的生活的人特别要干涉“风化”，便是玫个缘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