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梦醒之后：散文在“战斗”与“闲适”之间（第14/14页）

从随感录、语丝体，到美文、闲话、冰心体，1921年前后，现代中国人会“说话”了。莫里哀的喜剧《贵人迷》中的主人公得知自己说了四十多年的话原来就是“散文”时，非常高兴。一个民族散文的丰富多彩，就意味着这个民族话语方式的丰富多彩。1921年前后中国散文所体现出来的“话语大合唱”，确实令人鼓舞。当然，各个声部并不势均力敌。周作人晚年致鲍耀明的手札中说：“我的散文并不怎么了不起，但我的用意总是不错的，我想把中国的散文走上两条路，一条是匕首似的杂文（我自己却不会做），又一条是英法两国似的随笔，性质较为多样。”周作人还在《地方与文艺》中对这“两条路”做过解说：“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词的犀利。”可以说，这两种散文以及它们的支流在1921年及以后数年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清丽、幽玄、奔放……司空图《诗品》中的24种风格都不难在那些散文中进行指认。如果说战斗是黑色，闲适是白色，二者之间的过渡组成了色彩斑斓的七色光，那么这张光谱在20年代的中国是非常清晰和非常完整的。它充分说明那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梦醒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