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还是毁灭：沉重的小说（第4/10页）

《沉沦》万人争阅，引起长期争议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小说中的性描写。对此有人嗤之以鼻，百般诋毁；有人又高声赞美，赋予神圣的意义。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想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赋予《沉沦》中的性描写以反封建的意义，并没有错，它的确具有这样的客观效果。但不具备“反封建意义”的性描写就不能存在，就是不道德、就是低级庸俗吗？《沉沦》中的有关段落不但真实、真率，而且是人物走向沉沦的核心线索。主人公在性的问题上感受到的巨大压抑和苦痛具有极广的普遍意义，把一个“弱国小民”人不人鬼不鬼的可怜形象揭示得淋漓尽致。作者在其中表现出的苦痛和悲愤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正如再高雅的裸体艺术也不可能不唤起人的性意识，但那性意识不但是无可非议的，是正常和健康的标志，而且它同时也是艺术价值不可缺少的载体。没有了性，也就没有了性之美、性之雅或性之苦、性之痛。因此说，《沉沦》中的性是小说不可缺少的筋骨，小说通过性的沉沧，写出了人的沉沦、人性的沉沦，《沉沦》的问世，带动了“自叙传”浪漫抒情小说创作浪潮的兴起。郁达夫说：“至于我的对于创作的态度，说出来，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过去集·创作生活的回顾》）这一句话本是法国作家法朗士（AnatoleFrance）所说，法朗士恰是在1921年以77岁高龄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这句名言，中国的沈雁冰、周作人等新文学先驱都曾做过介绍。创造社诸人受中国古代诗文的感伤传统熏染甚深，又特别喜欢西方文学中以自我情绪表现为主的感伤型作家，如歌德、卢梭、华兹华斯、济慈、雪莱、魏尔伦、霍普特曼、王尔德等，同时又受日本文坛以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为代表的唯美主义和田山花袋、德田秋声、葛西善藏、志贺直哉为代表的“私小说”的影响。郁达夫说：“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佐藤春夫的代表作《田园的忧郁》是一部散发着世纪末病态之美的“私小说”，小说中的自我形象具有“老人般的理智，青年般的感情，和小孩子程度的意志”。这种写自我、写唯美，不讲情节、人物，只依感情流动的小说样式深得创造社作家青睞。早在1919年，郭沫若就在北京《新中国》月刊发表了他的小说处女作《牧羊哀话》，“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1920年又写了《鼠灾》、《未央》等表现身边生活的作品。1922年发表的《残春》，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通过潜意识表现一种受到压抑的青春欲念。郭沫若说：“我那篇《残春》的着力点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重在心理的描写。”他的《落叶》和《喀尔美萝姑娘》写的都是中日青年之间的爱情悲剧，具有与《沉沧》一样的“弱国小民”情结和充满幻灭感的“悲哀美”。发表于1924年的《漂流三部曲》一《歧路》、《炼狱》、《十字架》，发表于1925年的续篇《行路难》，是郭沫若自叙传体小说的高峰。小说中的爱牟即是作者的化身，这一形象虽也给人愤世嫉俗、命运多舛的沉重感，但与《沉沧》的主人公相比，却多了一份执著向前、排除万难的精神，就像千回百折却滔滔向前的江河，“流罢，流罢，大海虽远总有流到的一天”。

张资平的处女作《约檀河之水》，写的也是留日学生与房东女儿的恋爱悲剧。1922年，他出版了新文学最早的长篇《冲积期化石》，借用他本人的专业——地质学的概念：“人类死后，他们的遗骸便是冲积期的化石。”这是一个缅怀往事的自叙传小说。张资平早期的自叙传小说，多写知识青年所遭受的贫困潦倒和生理苦闷，合于创造社小说创作的主旋律，但从1925年的长篇《飞絮》以后，越来越由沉重滑向轻飘。他说：“在青年时期的声誉欲、知识欲，和情欲的混合点上面的产物，即是我们的文学的创作。”（《我的创作经过》）用欲望来理解和阐释一切，使他后来的作品多成为简单的媚世之作，游离了新文学的主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