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烈火真金（第4/13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便是张闻天。

根据这个指示，宁都起义领导人季振同、黄中岳等人，长征前夕被秘密处决。

这方面最矛盾最典型的人物是项英。

项英是最先在苏区反对肃反扩大化的人。1931年初他刚到苏区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就反对对富田事变的处理。

对富田事变，毛泽东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很肯定地说：“此次红军中破获AB团4400以上，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5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捕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

项英却持不同看法。1931年1月16日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他以中央局第二号通告下发《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虽然不得不讲“打AB团取消派是十二分的正确”，但不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而只在“客观上”是反党的反革命行动。它批评了反AB团之错误所在：“第一，是非群众的路线”；“第二，赤色恐怖不是群众造成的去恐怖反动派，而是机关造成的反恐怖了群众”。

今天的党史工作者说，这是第一个对富田事变说了公道话的文件。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讲，确需有面对复杂形势的清醒冷静头脑和相当的勇气。当时不论毛泽东写的总前委的报告、答辩信，还是苏区中央局的决议、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布告，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曾山的宣言，以及陈正人等的信，都一致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是“罪恶滔天”、“破坏阶级决战”的“反革命活动”。对持不同意见者，当时是一律视为“AB团”、“取消派”、“改组派”的。

就因为项英对总前委抓AB团、处理富田事变的批评和抵制，从1931年1月中央局成立到4月中央代表团到江西苏区这三个多月里，赣西南的肃反扩大化得到抑制。这是项英一个重要的历史功绩。他为此受到中央代表团严厉批评，宣布“项英因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被解除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

这样一位对肃反保持清醒头脑的人，红军长征以后也失去了清醒，大刀阔斧地搞起肃反扩大化来。项英说，地主、富农、反革命，我们不杀他，他就会杀我们。宁都起义的一部分五军团干部，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分局机关和各单位工作。项英觉得这些人在国民党军队干过，不保险。他对登贤县委书记陈梦松和县苏维埃主席钟家瑶说：“这些人靠不住，要解决他们。”

怎么解决呢？钟家瑶后来回忆说：

“项英紧接着就以开会为名，派通信员将五军团的十几人，一个一个地通知他们前来开会。他们来了以后，随同前来的通信员则被留在楼下。五军团的人上楼后，项英就说他们犯了错误，随后不由分说便将他们一个个捆起来，当晚就把他们杀掉了。”

第二天，部分被杀害人的家属来询问亲人下落，回答是调其他地方工作了。

面对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

但越是非常时期，不是越需要分清敌友吗？

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还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准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两段话都非常深刻。都在不同的时期、为不同的目的、被不同的人们反复引用。造反时，多引用前者，平反时，又多强调后者。一个个历史轮回中，反复发现冤屈了那么多本不该冤屈的好人。

毫不留情地解决“靠不住”分子的项英，其革命坚定性是无可置疑的，所以能在极其艰难条件下坚持三年游击斗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但要总结出这些血的经验教训、真正准确判断出谁“靠得住”谁“靠不住”，项英已经没有时间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他本已突围脱险，却在睡梦中死于叛徒的子弹。

打死他的贴身警卫刘厚总，恰恰是他认为最靠得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