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岩浆（第9/15页）

布勃诺夫的高参，当然就是鲍罗廷。

布勃诺夫回国经过上海时，把他的态度告诉了陈独秀。陈独秀对事变情况一无所知，匆忙表态，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指令，认为蒋受右派挑拨中，“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应该“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竟然成了帮助蒋“从深渊中拔出来”。

蒋介石的回报只是赶走吴铁城、孙科、伍朝枢等人，虽然这是蒋追求个人独裁所需要的，鲍罗廷却在1926年5月30日写给加拉罕的信中，十分得意地说这样的交换“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

蒋介石打击的三方之中，只有汪精卫对“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保持着明白和清醒。

汪精卫后来回忆：“3月20日之事。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丝毫没有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3月20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没有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

他斥责蒋介石的行动是“造反”。

但斥责完之后，他也只有闭门谢客，悄然隐藏起来，怎样也不怎样。

4月初，汪精卫以就医为名，由广州而香港，由香港而马赛，远走高飞。

蒋介石就是指汪精卫与中共串通，想用中山舰劫他去海参崴，所以发动“三二〇”事变。汪精卫倒不用蒋介石劫他，自己老老实实就上了远走他乡的外轮。

自此，没有人能够阻挡他攫取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了。

革命斗争并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纵横捭阖之术，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依靠和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鲍罗廷恰恰丢掉了这一点。中山舰事件再次成为鲍罗廷与蒋介石的权力交易。通过这次交易，表面上鲍、蒋二人之间的信任达到了别人无法代替的程度。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守时，提到两个人可以托付，除了张静江，就是鲍罗廷，称鲍罗廷是“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

但这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已经开始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了。

1926年8月9日在广州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鲍罗廷说出了他规划的“让蒋自然灭亡”的策略：当时除第一军军官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之外，其他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毕业生，而蒋与“保定派”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北伐胜利推进的过程中，“保定派”必定压倒蒋介石，“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

这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已经不信任这位权谋大师了。主持远东局工作的维经斯基是列宁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使者，1920年3月就来华与中国革命者发生关系。1926年9月12日，维经斯基在上海向联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报告：北伐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革命的作用，但同时也使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神圣化了；而这种危机是鲍罗廷自“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后推行牺牲共产党和左派、在国民党上层对蒋无条件退让和投降的机会主义策略的结果。9月22日，维经斯基再次向莫斯科报告，指出“鲍罗廷同志在如何对待我们总的对华政策为自己制定了一整套相当完整的与总的方针相背离的观点”，明确提出“撤换鲍罗廷”。11月6日，维经斯基在继续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感叹道：“中国的解放斗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斗争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么的困难，一方面要冒陷入机会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冒过左和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险。”“中国共产党需要在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进行工作。”

维经斯基的这些报告引起斯大林的震怒。

斯大林于11月11日主持联共政治局作出答复：“对远东局在上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提出警告。”同时决定非但不撤换鲍罗廷，反而加强鲍罗廷的权力，“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鲍罗廷同志领导”，而“鲍罗廷同志直接听命于莫斯科”，并给鲍罗廷颁发红旗勋章，“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