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4/8页）

李鸿章此前从未回避过任何棘手的任务，也从未逃避过责任，但是这一次他却迁延不前，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李鸿章由于态度不积极而受到朝廷的指责，这时，曾国藩意识到了背后的原因，于是站出来替他辩护：“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43]曾国藩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已经将南京包围，显然，南京不久即可攻陷，李鸿章不想在这最后一刻出兵参战以分享属于曾国荃的荣誉。作为最高统帅的曾国藩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有责任命令李鸿章进军南京以加速其陷落，但是，若这样做，实际上则是在攫夺一部分他兄弟应得的奖赏。李鸿章能体谅人，对于涉及到的诸种因素洞察敏锐，因此，他能够给曾国藩“留面子”。曾国藩对李鸿章此举非但无不快之意，反而站出来为他辩护，这一事实证明李鸿章对形势的理解是正确的。[44]李鸿章此举适与左宗棠在太平天国幼主洪福[45]逃跑一事中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南京陷落之时，据报原太平天国天王的继承人幼主已在城陷后的大屠杀中被杀，曾国藩信以为真并据以上报。数日后，左宗棠的探子向左宗棠报告说那小孩还活着，有人看到他进了湖州。左宗棠将这一情况上奏皇帝，皇帝将其奏折发交曾国藩查询此事。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想使他难堪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因此勃然大怒，上奏痛斥左宗棠，坚持说太平天国幼主洪福已死。皇帝又把曾国藩的奏折发交左宗棠查询究竟，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批驳也勃然而怒，又上了一道措词十分激烈的奏折攻击他的主子。皇帝再次把左宗棠的奏折发交曾国藩，很明智地劝解双方忘掉此事。同时，洪福被捕，遵从曾国藩的意愿，他被秘密处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李鸿章而不是左宗棠，他很可能会将那个小孩悄悄处死而不去报告朝廷，然后再谨慎周妥地将曾国藩的这个错误告诉他本人。[46]

1864年7月19日，南京陷落，太平天国宣告失败，曾国藩开始遣散湘军。曾国藩的“湘勇”从1853年开始征战，现在已经筋疲力尽，坚持要回湖南老家；另外，朝廷也对曾国藩的势力感到忧心忡忡，因而曾国藩认为遣散他的私军才是明智之举。从他这方面来说，他觉得他还可以依靠淮军，这支军队征战才只几年，兵将来自北方地区，因此对于在北方作战更觉亲切，而且这支军队是由他的门生掌管的。

虽然太平天国被镇压了，但是一部分太平军逃到了北方加入了捻军，当时捻军已在安徽北部、河南、山东和直隶南部进行了几年的反清斗争。1865年5月27日，曾国藩受命率军剿捻，李鸿章暂时代替他坐镇南京，但只被授予署两江总督的官衔。[47]这一任命是直接违反“回避法”的，因为李鸿章是安徽人，这样的话，安徽就将在他的管辖之下。然而，想必是朝廷认为形势紧迫，需作变通，因此只给李鸿章以“署”两江总督以自慰。

在剿捻战役中，曾国藩不得不依恃李鸿章的淮军。然而，曾国藩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尽管他指挥着这支军队，但是他取得成功的希望却很有限，因为他本人不是安徽人。他和这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军队没有任何联系，而这种地域关系正是他自己所坚持的建军原则。曾国藩简单明了地阐述了这一情形，说：“贵部淮勇铭、盛、树各军，平日颇有一家之谊，不识离苏赴齐，尚能心性相浮否？”[48]但是，他认为如果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和李昭庆能陪侍左右，他对这支军队就会有较为直接的控制。因此，他敦促李鸿章劝说其弟助他一臂之力。曾国藩觉得李氏兄弟是会得到淮军将领们的支持的，他希望，由于他过去和李氏兄弟的兄长们及其父亲的关系，李氏兄弟会听从他的指挥。[49]更何况，李鹤章曾从1859年起在曾幕中参与过军事，直到1862年他作为淮军的一员随兄一起赴沪才离开了曾国藩。李鸿章在1865年6月11日信中告诉曾国藩，他的两个弟弟会随他一起去：“三、六弟仰蒙疏调，恐未能吃苦耐烦，有辜盛怀。”[50]结果证明，只有他最小的弟弟李昭庆一直跟随曾国藩剿捻，直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