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财政乱局（第14/16页）

1935年5月，政府首先通过了《中央银行法》，要求所有银行要把1/4的资产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和有价证券，并且这些债券和有价证券将由中央银行代为“托管”。这种做法与委员长派军队直接去抢这些银行没什么区别，自然遭到他们的强烈抗议，不过这些抗议没有起什么作用。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强制执行新的《中央银行法》，而是有选择性地将其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加以实施。

由浙江和江苏两省金融大亨组成的上海银行家协会控制着中国将近3/4的银行资产，而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管辖的只有两家银行——官方的中央银行和差不多是由蒋介石私人控制的中国农民银行。

一些私人银行家们预见到了将会发生的一切，其中看得最明白的是大富豪张嘉璈。张嘉璈是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同时也控制着上海的另一家大型银行：交通银行。这两家银行加起来的规模是政府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的三倍，控制着全中国所有银行近1/3的资金。这位特立独行的银行家现在也到处在讲宋子文一直在强调的观点：日本人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军队在“剿共”方面花费的钱财太多了，并且南京国民政府的债券一分钱也不值。

为了使自己投入大半辈子精力的银行保持独立，张嘉璈准备做最后一次努力：作为反击，他抛出了自己持有的政府债券。而在此时，孔祥熙正在向那些心不甘情不愿的投资者们兜售价值4 000万元的债券，张嘉璈的这一举动对他形成了干扰，必须让这个爱找麻烦的张嘉璈滚蛋。

这一次，孔祥熙非常小心地采取行动。如果民众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失去信任，那么即便是政府把它们接管过来也于事无补。1935年2月28日，在一次有宋子文、孔祥熙和蒋介石三人参加的会议上，委员长坚持要求采取行动。

孔祥熙随后立即对这两家银行发动了一场流言攻势。孔祥熙跟那些心怀不满的商人们逐一谈话，每次都含沙射影地指出，目前困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大银行家们造成的。商人贷不到款，资金缺乏，利息惊人，原因正在于此。他和霭龄拿出自己的钱来大方地款待那些容易受骗的上海实业家，挑拨他们与银行家之间的关系，宋子文和杜月笙也出面帮腔。

那年2月，银行界大亨杜月笙组织上海商界领袖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杜月笙和孔祥熙都承诺，如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能够合并成一个银行财团，中国的商业就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政府也就可以轻松地发放低利率的贷款。一切都设计得非常巧妙，这些看起来都是他们俩的个人设想。很多银行家都被这些会议的论调所蒙蔽。

1935年3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在毫无征兆也没有提醒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将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孔祥熙似是而非地对这一行动进行辩护，他指出，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增加这两家银行的信贷能力，以便向商人们提供更多的贷款来应对目前的经济萧条。然而，等到接管交接完毕，孔祥熙便“忘记了”向中国商人发放贷款的事。

作为参与本次事变的奖励，宋子文取代了张嘉璈的位置，被任命为中国银行董事会主席。宋子文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告诉媒体，政府夺取这两家最大的私人银行的“目的”，只不过是因为“协调政策之需要”。张嘉璈被挪到了中国中央银行排名第二的助理经理的位子上，直接归孔祥熙管理。他跑去找蒋介石求情，这位曾经坚决抵制北洋军阀的银行家败在了“宁波拿破仑”的手下。他跟蒋介石说自己身体非常“虚弱”，无力接受政府在中央银行给他的任命。这样，整个接管宣布大功告成。（张嘉璈最终去了洛杉矶，在洛约拉学院任教。）

随后，孔祥熙采取威逼利诱的办法，与这两家银行的董事们办理了交接手续。1935年3月30日，中国银行选举了新的董事会，宋子文、宋子良和杜月笙当选银行董事。在这次接管之后交通银行举行的第一次董事会上，宋子良又上了董事会的名单。此外，子文和子良在中央银行的董事会里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继3月的行动之后，6月又有三家重要的上海商业银行被巧妙地接管。几乎在突然之间，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这三家银行发现自己的信誉已经“垮台”，他们已经无力兑付现金。政府强迫这几家银行的经理辞职。这三家银行都被置于孔祥熙掌管的实业银行（其董事会成员包括宋子良、宋子安和宋子文）的监管之下。杜月笙则当选为通商银行董事会的新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