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第4/5页）

就像先前的各位苏联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用在改变苏联的国际行为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88年底，戈尔巴乔夫公开放弃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背后的意识形态考虑，并宣布不使用武力、不再对过去的罪行保持沉默，以及拆除用来维持社会主义帝国的种种封闭的壁垒。不到一年，这个帝国就在中、东欧崩溃了。两年后，苏联本身也土崩瓦解，分裂成十五个独立的国家。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有一段漫长的过程，最终导致了这一巨变。最重要的是，在苏联政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当中，不惜一战的意志在不断衰落。1953年，斯大林继任者们的立场从对抗变成了缓和。赫鲁晓夫在1958～1962年间对西方的施压，尽管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后果，却并非出于纯粹攻击性的目的；这位苏联领导人笨拙地想让西方大国按照苏联可以接受的条件去结束冷战。对于二战有着亲身体验的勃列日涅夫相信，苏联人民应该得到持久和平。缓和政策的实行，实际上需要勃列日涅夫的领导层偷偷地放弃阶级斗争思想，不顾忌西方诸强的资本主义性质而与其建立合作与伙伴关系。从斯大林不动声色地煽动战争和赫鲁晓夫的虚张声势的恫吓到戈尔巴乔夫的结束冷战，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成了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应该再次强调的是，总的来说在冷战史中，具体来说在苏维埃帝国的兴衰史中，意识形态有着十分突出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莫斯科的社会主义帝国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帝国之前，意识形态的因素一直是苏联决心与美国抗衡并进行扩张的原因之一。虽然其信仰体制有腐化和日益犬儒化的趋势，苏联领导层与精英们在表达其国际行为及安全利益的时候，还在继续使用现实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两套语言。但同样这些意识形态因素，也使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显得古怪，甚至可以说怪异。尤其是一些过时的或者说误入歧途的意识形态臆想，使得斯大林于不经意间引发了与美国的对抗，后来接着又是朝鲜战争。不同的但也是误入歧途的臆想，使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以为，可以以实力为依托，通过谈判来实现与美国的和平共处。最后但并非无足轻重的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对于苏联的垮台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就像充满救世热情的戈尔巴乔夫那样，倡导“新思维”，拒绝把武力作为强权政治的基本手段来使用，哪怕是为了维持国家的秩序。在历史最终的反讽中，以革命的暴力作为意识形态基础的苏联社会主义帝国，却死于非暴力的意识形态。

这本关于苏联国际行为的书也揭示了美国在冷战中的行为的非同寻常的影响与性质。美国从未接受中欧的苏联社会主义帝国，而且反对亚洲、非洲和中美洲的所有由苏联支持的革命运动。与西欧人不一样，美国人为苏联留下的妥协与交易的余地非常非常小。除了20世纪60年代以及尼克松与基辛格的缓和时期之外，美国的历届政府都坚持要求苏联人，在有可能进行任何持续的适应性调节之前就改变他们的行为，甚至是他们的体制。美国的政治自由与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跟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完全一样，具有一种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和自以为救世主的性质。在这种意义上，冷战演变成两个自以为救世主的中心之间你死我活的战斗，它们把两极对立的逻辑强加于世界并把其他国家、运动和意识形态都挤到了一旁。

在这场史诗般的斗争中，美国作为仅存的超级大国胜出了。但本书对美国人应该起到一种警示作用——他们似乎因为这场胜利而变得得意扬扬，并把从中得到的经验推广到它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对外政策中。美国的有些政治家和评论家说，对苏联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当时发挥了作用。那些惯常这样说的人，即使是在今天，对那个作为其遏制目标的国家的认识也非常模糊。里根的极端崇拜者们还在声称，他的反共“圣战”和“战略防御计划”赢得了冷战。回头想想，除了在这场对抗的终局中扮演了小小的角色之外，很难说“战略防御计划”还有其他什么作用。不过，应该承认，在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最后几个阶段，里根的作用至关重要。他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交往中感觉到了历史机遇，而且最终抓住了这个机遇。但是，对国际关系史贡献最大的，不是作为冷战斗士的里根，而是作为和平缔造者、谈判者以及核裁军支持者的里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