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16/23页）

当时，对于北约核查人员在苏联领土上的存在和那些烦人的检查，苏联人还无法克服自己的不信任感。就连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大谈斯大林主义恐外症的赫鲁晓夫，在这一点上也是坚决不肯让步。他告诉主席团的同事说，哪怕是两三次检查——这是他一开始与美国人会谈的谈判立场——也会“让间谍”混进苏联。即使西方列强同意，“我们也不需要”。到1963年，苏联的原子弹计划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大气层试验来制造战略武器，苏联在战略力量上也已经与美国人势均力敌。最重要的是，部分禁止核试验并不需要现场检查。在检查问题排除后，达成协议的最后障碍也就消除了。1963年8月5日，美、英、苏的谈判以在克里姆林宫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告终。赫鲁晓夫的儿子回忆说，这位苏联领导人对此结果感到“非常高兴，甚至可以说幸福”。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公开抨击中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革命”高调。在1962年12月对最高苏维埃的讲话中，他对中国人有关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看法冷嘲热讽。“可不能小看了这只纸老虎，它长着原子弹做的牙齿。”1963年7月，苏联领导层决心“公开与中国人一争高下”；他们在当月的华约会议上的主要目标，是要得到盟国的支持，反对北京。正如美国大使馆当时得出的正确的结论，1963年春在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实际上是不宣而战”，“所以苏联才会接受部分禁止核试验的协议，而这个协议它本来在上一年的任何时候都可以签”。

苏美关系中由此出现了一段奇怪的插曲。在肯尼迪政府就禁止核试验问题与赫鲁晓夫进行交流和磋商的时候，它或明或暗地建议，联手挫败中国的核计划。7月15日，肯尼迪指示其谈判代表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摸清楚赫鲁晓夫对于限制或防止中国的核发展有什么办法，以及他是否愿意由苏联采取行动或同意美国对此采取行动”。这几乎就是在毫不掩饰地试探：是否考虑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预防性打击。哈里曼和其他美国代表在7月15日至7月27日这段时间与赫鲁晓夫举行了数次会谈并讨论了此事，但令他们失望的是，“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显得不感兴趣，而且实际上几次都不愿意谈及这个话题”。巧的是，美国人的建议提得很不是时候——当时在莫斯科正在召开华约组织会议并进行秘密的中苏意识形态讨论。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赫鲁晓夫不可能冒险与华盛顿秘密结盟。

事后来看，赫鲁晓夫属于一个少有的核乐观主义者。其核边缘政策异常鲁莽并具有攻击性、不计后果和受意识形态驱使的特点。这位“新面貌”的设计师手段强硬，但他更多是靠自己的直觉而不是战略上的考量。而且他并不擅长通过外交手段寻求折中的办法。他的信口开河、不够圆滑、粗鲁和心直口快，在交了几次好运之后便开始让他丢脸。他的意识形态信念，加上他总是在缺乏安全感和过于自信之间摇摆不定，使他成为一个失败的谈判者。还有，这位苏联领导人一直未能形成一种系统或一贯的核战略。在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思维中依然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即一方面强调核武器是预防战争的手段，另一方面又把在未来战争中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胜利”作为官方的军事原则。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的几次内部会议上，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战略火箭部队司令比留佐夫都认为，超级大国间的战争结局取决于大规模的核打击。同时，他们显然又想推翻赫鲁晓夫大量削减常规武器的计划。1963年2月7日，马利诺夫斯基在一次内部军事会议上说，苏联武装力量的所有兵种都应该保留并得到发展，因为可能会发生“不使用核武器的局部战争”——例如在越南南部——因为即使“在热核战争中”，也必须“消灭敌人的残余部队并控制被占领的领土”。所以，毫不奇怪，在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下台之后，其继任者们便开始寻求在数量上与北约保持均势。这样的选择需要耗费巨资，并最终导致苏联经济的不堪重负。

赫鲁晓夫对西方的威胁和他在苏联军队中强制推行的在核战争中争取胜利的军事原则，对苏美关系产生了长期的消极影响。赫鲁晓夫利用导弹来虚张声势，给美国的政治领导层和战略分析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赫鲁晓夫的继任者们用了十二年的时间，通过谨慎的外交和耗资巨大的军队建设，才抵达了那个他在1960年5月没能好好利用的、与西方国家谈判的舞台。但是，即使是那么多年的缓和也不可能弥补赫鲁晓夫造成的损失。他在维也纳企图对肯尼迪吹胡子瞪眼的那一幕让美国的几任总统都耿耿于怀。出于类似的原因，长期以来，美国人对苏联在古巴周围的任何活动都十分敏感，结果便引发了1970年和1979年的几次小规模的危机。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保守主义的权威们还在利用赫鲁晓夫时代的出版物，包括《军事战略》一书，去证明苏联人确实打算发动并赢得核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