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第10/20页）

在台海危机期间（1954年8月～1955年4月），克里姆林宫对于北京想要“解放”台湾感到不安。克里姆林宫的各位统治者已经吸取了朝鲜战争的教训。如果在远东再次发生战争，那就会妨碍到苏联在欧洲的计划。更糟的是，那会把苏联拖进与美国的冲突之中，而当时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可以覆盖和摧毁苏联境内的任何目标，苏军却没有还手之力。尽管如此，克里姆林宫巩固中苏同盟的愿望还是非常强烈的，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在台海危机期间主动为中国提供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支持。在日内瓦峰会上，苏联代表团还呼吁艾森豪威尔采取行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和解。

中苏关系表面上发展势头良好，但实际上，这其中已经埋下最终决裂的种子。中国人赞成成立华沙条约组织，但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对于苏联外交中的其他做法，尤其是与铁托的重修旧好却讳莫如深。在中国领导层看来，克里姆林宫仍在扮演高级伙伴的角色，而他们想要的是“平等的关系”。历史学家陈兼认为，北京追求一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平等”，反映出中国人过于自尊的心态。这就意味着无论苏联的新领导层做什么，都无法让中国盟友感到满意。尤其是毛泽东。他想要挑战苏联在共产主义世界的老大地位，并鼓吹与“美帝国主义”的对抗是替代“缓和外交”的真正革命的选择。与此同时，1955年4月底，周恩来参加了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会上重申，它拥护潘查希拉宣言，也就是从佛教道德准则中借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1952年开始提到这些准则；它们成为1954年6月中印谈判的基础]。事后看来，中国的新政策乃是一个竞争对手对于苏联新对外政策的回应。

危机之年

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抨击，开启了继承权之争的最后也是最戏剧化的阶段。新的档案材料让历史学家们得以围绕这起非同寻常的事件研究苏联国内的政治斗争。在第一书记的支持下，主席团负责为斯大林受害者平反的委员会准备了一份有关斯大林镇压活动的备忘录。委员会从档案中搜集到的事实，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老近卫军依照斯大林的命令所搞的迫害活动，给出了一幅生动的画面；难怪就连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那些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包括该委员会的负责人彼得·波斯佩洛夫（Pyotr Pospelov）都深感震惊。不过，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都反对向大会公开调查结果。赫鲁晓夫则以向大会代表呼吁相威胁，迫使其对手就范。他采取曾经帮助他打击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的那种手段，召开全会并得到不明就里的代表们的正式授权，发表关于斯大林的特别报告。赫鲁晓夫对平反委员会的备忘录仍然感到不满意，就在大会已经开始的情况下，继续准备自己的斯大林报告。当赫鲁晓夫最后宣读自己的发言稿时，他做了即兴发挥。据当时在场的人的描述，他的即兴发挥要比他原先准备的内容更煽情，更直截了当。一不做二不休的赫鲁晓夫，一旦决定摧毁斯大林的偶像，就要把它打得粉碎。如果遇到阻碍，就会把它铲平。

去斯大林化的政治斗争和新对外政策之间暂时看来是互补的。德米特里·谢皮洛夫的蹿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1956年6月取代莫洛托夫成为外交部部长。谢皮洛夫从《真理报》编辑的位置一下子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他帮助赫鲁晓夫修改他的秘密报告。谢皮洛夫拥有赫鲁晓夫所没有的特点：受过教育、博学、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熟知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一书记指望他本着对话、妥协、缓和紧张关系的精神，向国外展示苏联外交的新面貌。

到此时为止，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间的斗争已经让苏联对外政策的日常运转变得复杂起来。即使在1955年7月的全会之后，外交部的官员依然是夹在莫洛托夫的大锤与赫鲁晓夫的铁砧之间。他们的想法与建议成了外交部部长与第一书记之间斗法的武器。结果，这些建议到头来成了牺牲品，被窜改得面目全非并搁置下来。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与政治斗争以及私人恩怨掺和在一起，这种灾难性的现象在莫洛托夫离任后似乎是不见了。据谢皮洛夫自己回忆说，赫鲁晓夫很尊重他，并给予他完全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