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冷战之路，1945～1948（第13/23页）

据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说，截至1946年2月，孤立主义态度在苏联官员内部已经占据上风。有些官员提出的理由是，“斯大林不希望让苏联的经济更加透明，也不愿意把苏联的部分黄金储备存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斯大林决定不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3月，财政部的官方通信已经突出下述新的立场：西方国家有可能把苏联加入该国际体系理解为苏联软弱的表现，是“在美国压力下”准备做出单方面让步。20世纪70年代，当莫洛托夫被问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美国人“当时企图拉我们入伙，但只是充当配角。那样，我们就会寄人篱下，而且从他们那里依然会一无所获”。

1946年2月9日，大元帅利用最高苏维埃战后首次“选举”的机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为党政干部确定了新的指导思想。斯大林讲话的措辞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他宣布了一条毫不掩饰的单边主义的战后路线。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这意味着最终与伟大同盟的精神分道扬镳；讲话对于西方列强没有一句好话。讲话命令听众当中的官员，要在十年内把苏联变成一个超级大国，“要在最近的将来超过国外的科学成就”（这暗示着将来的原子弹与导弹竞赛），而且“要把我们的工业水平，比如说，提高到三倍于战前的水平”。讲话最后说，这将是确保苏联安全、“防止任何不测”的唯一的前提条件。斯大林亲自撰写了讲话稿，而且修改多次，甚至在一些重要段落后面插入了“热烈鼓掌”、“喝彩并起立鼓掌”之类的话来规定听众的反应。讲话不仅在电台播出，还印了上千万份。敏锐的听众和读者马上就认识到，过上好日子以及战后与西方盟国合作的希望破灭了。斯大林命令高级干部再进行一次大跃进。

这条新的路线实际上把战后这段时期变成了未来毁灭性的“不测事件”的动员和准备期。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军费开支从1945年的1287亿卢布下降到了1946年的737亿卢布。1947年维持在这个水平，但要高于战前。这一数字不包括原子弹工程的花费，那是出自国家的“特殊”经费。1946年的计划还包括40个新的海军基地。经济中面向消费者的产业部门，尤其是农业，情况依旧很糟，正如财政部部长兹韦列夫1946年10月给斯大林的官方预算所显示的：

1940年 1942年 1944年 1945年

面包（以百万吨计） 24.0 12.1 10.0 11.0

肉类（以千吨计） 1417 672 516 624

黄油（以千吨计） 228 111 106 117

糖（以千吨计） 2181 114 245 465

服装（以百万件计） 183.0 54.0 47.0 50.0

鞋（以百万双计） 211.0 52.7 67.4 66.1

作为胜利者的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还不如战败的德国人。国家在战争期间通过强制购买战争公债、半自愿的捐赠和直接的税收，已经征用了人民很大一部分收入。通货膨胀更是让他们雪上加霜。战前的生活水平已经很低了，但到1946年看起来，却像是无法企及的梦想。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为斯大林又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要苏联公民为将来的贫困与饥饿做好准备。1946年3月14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他亲自撰写并精心修改的反驳文章。他在文中称以前的那位英国盟友是“战争贩子”，与希特勒是一路货色。他把丘吉尔所追求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对世界的“种族主义”统治与苏联的“国际主义”进行了对比。这次的严厉反击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斯大林想用这种方式表明：对于西方对苏联在中欧的势力范围的任何挑战，他都不会妥协。从现在起，普通公众所希望的，不再是与西方列强的合作，而是如何防止与它们开战。这种恐惧正是斯大林开展其动员运动所必需的。

斯大林让安德烈·日丹诺夫负责动员运动（人们称之为日丹诺夫主义）。日丹诺夫作为列宁格勒战时的党的首脑，其作用并不突出，然而其背景使之足以做好这次的宣传工作。他出生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他的父亲跟列宁的父亲一样，是公立学校的督学；而他的母亲是个贵族，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很有教养，也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1946年4月，日丹诺夫向苏共中央机关和宣传人员传达了“斯大林同志的命令”：坚决驳斥“人民在战后需要休养生息之类的”想当然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