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日月当空，拨响内乱之弦（第8/14页）

武则天的权力毕竟来源于篡唐，所以她整天担忧有人反叛。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疑心病越来越重。虽然现在她继续称帝，儿子的态度很好，但并不等于别人也都情愿，很有可能阳奉阴违，所以她怀疑有很多人想算计自己。为了实行高压的政治，保住自己的权位，武则天大肆推行告密之法。

有个侍御史的儿子名叫鱼保家，是个能工巧匠式的人才，他得知了武则天的心思，就上书建议创立一个投诉箱——铜匦，这个东西可以设计得十分巧妙，从小洞口投进去后，别人就再也拿不出来，只有专管此箱的人才能打开。用这样的办法接受天下人的密奏，效果肯定不错。武则天对这个想法大为赞赏，就责成他去设计。很快，鱼保家就把铜匦制造好了。武则天下令使用铜匦，并下令设置“知匦使”，专门指派正谏大夫和去年新设立的补缺、拾遗各一名，来掌管此事。任何人都可以往里面投入书信，直接向自己告密。为了保证告密能真正实现，武太后又下令：“只要是来告密的，即使是农夫樵夫，沿途官府都要供给其驿马和五品官员标准的食宿，而且不得向其询问告密的事由，所有的告密人都可以得到太后的召见，如果所告的情况属实，可不按等次地授予官职，即使所说不属实，也概不问罪。”

告密制度正式实行之后，武则天慧眼相中一匹“千里马”——胡人索元礼。他因告密受到了太后的召见，而且因所告之事经查属实，被直接任命为五品官员，负责审理钦定的“制狱”。这个索元礼根本就不是一个有政治信念的人，他性格残忍，每审一人，必牵连出数十乃至上百人来。武则天却十分赞赏他的办案方法，屡次召见，大加奖赏，以便树立他的权威。

索元礼的成功给了一批奸诈之徒启示，他们群起而效仿。其中，尚书都事周兴和来俊臣为了争功，蓄养了几百个无赖，专以告密陷害为业。想要害一个人，就派几个人到不同的地方去告状，告的都是同一件事，以增加诬陷的可信度。周兴、来俊臣还总结自己的告密经验，写了一本几千字的《罗织经》，发给手下学习，里面讲了什么样的人最合适诬陷，怎样牵出更多的人，怎样诱使他人自己承认反状等，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周兴和来俊臣因为告密，都成了高级官员。

此后，武则天只要得到密状，就叫这些心狠手辣的人去审讯。犯人到了他们手里，基本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他们擅长刑罚，制定出很多闻所未闻的刑罚：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凤凰晒翅、驴驹拔橛等。每次在审犯人前，他们都会先摆出刑具，让犯人参观。犯人看了胆战心惊、汗流浃背，不用上刑就会自动招认。假如碰到朝廷有大赦，酷吏们就叫狱卒擅自将犯人杀死。就这样，很多反对武则天的言行都被压制住了。

这是一段极为黑暗极为恐怖的时期，不过武则天在酷吏猖獗的时候，悉心保护了徐有功、魏元忠、狄仁杰等一批直臣。当皇权在她手里逐渐巩固时，她便陆续处置了包括周兴、来俊臣在内的大部分酷吏，放弃了任用酷吏的铁血政治，下诏平反了冤狱，力图洗刷自己的恶名。

知人善任，君子满朝

武则天执政期间，广开言路、知人善任，扩大并巩固了统治基础。她派人专门到各地去挑选人才，并亲自引见。武则天十分爱惜人才，并敢于使用人才。武则天为了打击关陇士族，大力提升庶族士人的地位。她将当时正在修订的《士族志》改名为《姓氏录》。《士族志》从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开始修订，原本希望借用唐王朝所赐官爵压倒士族，但结果并不理想，而《姓氏录》抛弃了士、庶的界限，以官品高下进行叙录，这样就提高了庶族官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消除了魏晋以来长期形成的士、庶罅隙，有利于在新的形势下平衡统治阶层的利益分配关系。

武则天整顿吏治、延揽人才的措施，对科举制的完善与发挥起到了很大作用。科举制度源于隋朝的选举制度。当年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让各州每年向中央选举三个人，参加秀才、明经等科的考试，用考试的方法录取士人为官吏。这为让优秀的人成为官吏的理念提供了现实的制度保证，被认为是科举的开始。武则天开创了殿试制度，又创立了密封糊名的制度。此外，她还首创了武举，选拔优秀的军事人才，实行制举，不定期地举行科举考试，遴选人才。武则天对科举制度的推行，尤其是对进士科的重视，为庶族士人参与政权打开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