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10万军中取主将人头(第3/4页)
这件事被广为传唱,就算在今天也一样很感人。苏轼也被感动了,他写了一首长诗倍加称颂,可以想象以他的才华,这首诗的质量、传播都会非常惊人。
苏轼的麻烦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首诗的传播越广,就会越让一个人狼狈不堪。
李定。
前面说过,李定作为新法集团的一员,被反对派找出来的污点就是不为生母服丧。当然他有自己的理由,第一他生母被休出家门,根据孔夫子遗训,不为出母服丧;第二,他生母到底是谁,由于她本人已死,李定的父亲也死了,根本没法确定。所以没法服丧。
这些都说得过去,可是与朱寿昌一比,他的品位就太低下了。两相比较,同样是被休出门的生母,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这就体现在各自不同的儿子身上。
你李定为什么就不能像朱寿昌那样尽孝?不说寻访奉养,连服丧都不做,简直没有人性!
这样的评论大面积滋生,让李定每天灰头土脸地进出,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资格,实在憋屈死了。这里面就有苏轼的大功劳,他的诗流传速度比现在的微博信息都要快,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本来只属于开封城街头巷尾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了。
有道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李定没法找朱寿昌的毛病,只好拿苏轼出气。而苏轼也非常的配合,一篇篇针对变法的诗词不断涌现,简直是在配合李定的报复行动。
李定把这些诗汇总成集,送交神宗。非常凑巧,当时神宗正在看一份从杭州寄来的公文,两相对照,神宗立即就火大了。
这份公文就是苏轼错交的那位朋友寄来的。这位朋友我们很熟悉,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沈括。以沈括之才,说实话,除了诗文一道之外,苏轼还真是全方位地比不上他,尤其是两者当时的社会地位。苏轼是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沈括早就是方面大员,是皇帝钦点的两浙察访使。
尽管如此,两人相比较还是苏轼比较牛。没办法,他已经是宋朝当时文娱界的第一大利器了,魅力压倒一切,就连沈括也没法抵御。沈括是带着几分崇拜之心去接近苏轼的。
两人本可以做好朋友,可惜坏事就坏在神宗的一句话上。
在沈括离京前,神宗特意交代了他一句话:“到了杭州,你要好好对待苏轼。”好,怎样才算是好?领会上级领导的指示是门大学问,沈括带着这个问号出京,想了一路,做出了一个在他想来万无一失的决定。
首先,一定要对苏轼友善,不能摆上级的架子。有必要的话,宁可把苏轼当上级对待;其次,把苏轼所有的情况都上报给神宗,证明自己用心对待了苏轼。
本着这种精神,事情就变味了。苏轼面对如此风雅和善的领导,忍不住意气风发口若悬河,对沈括无话不讲,包括他对新法的看法。同时把自己所作的诗逐一向新朋友介绍。沈括则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欣赏之余向苏轼提出了一个终极粉丝的要求。
偶像,你能把这些诗词亲笔抄一份,留给我作为纪念吗?
行!
苏轼一口答应。如此一来,沈括给神宗寄回的报告里就附带了苏轼亲笔所写的资料,与李定的一比,说服力急剧攀升,同时沈括发挥了李定所没有的能力,他以极强的文字功夫,给苏轼的诗文加上了自己的注解。
苏轼攻击新法,诽谤朝廷,甚至影射皇帝的罪名终于成立了。
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湖州。难得的艳阳天,苏轼正想晒一下自己珍藏的书画,一匹快马狂奔而来,给他捎来个信儿。这是开封城里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晋卿的小道消息,告诉他抓他的人就快到了,能跑就快跑。
苏轼愣了一会儿,苦笑一声。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真要是皇帝抓人,能跑到哪儿去?何况自己跑了,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他索性穿好官服,静等官差上门。之后的事就是御史台抓人流水线操作,苏轼被押解进京,等待他的是御史台的审问。更确切地讲,是李定的怒火。忘了说,李定这时就是御史台的长官。
面临大险,苏轼的心灵是与众不同的。临走前,他看着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也是王弗的妹妹王润之笑了,一边为妻子抹去眼泪,一边说:“夫人,前朝真宗年间有位隐士名叫杨朴,应召入宫。真宗问他能否作诗,他说不能,可临行时夫人给他作了一首。你想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