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10万军中取主将人头（第3/4页）

这件事被广为传唱，就算在今天也一样很感人。苏轼也被感动了，他写了一首长诗倍加称颂，可以想象以他的才华，这首诗的质量、传播都会非常惊人。

苏轼的麻烦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首诗的传播越广，就会越让一个人狼狈不堪。

李定。

前面说过，李定作为新法集团的一员，被反对派找出来的污点就是不为生母服丧。当然他有自己的理由，第一他生母被休出家门，根据孔夫子遗训，不为出母服丧；第二，他生母到底是谁，由于她本人已死，李定的父亲也死了，根本没法确定。所以没法服丧。

这些都说得过去，可是与朱寿昌一比，他的品位就太低下了。两相比较，同样是被休出门的生母，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这就体现在各自不同的儿子身上。

你李定为什么就不能像朱寿昌那样尽孝？不说寻访奉养，连服丧都不做，简直没有人性！

这样的评论大面积滋生，让李定每天灰头土脸地进出，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资格，实在憋屈死了。这里面就有苏轼的大功劳，他的诗流传速度比现在的微博信息都要快，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本来只属于开封城街头巷尾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了。

有道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李定没法找朱寿昌的毛病，只好拿苏轼出气。而苏轼也非常的配合，一篇篇针对变法的诗词不断涌现，简直是在配合李定的报复行动。

李定把这些诗汇总成集，送交神宗。非常凑巧，当时神宗正在看一份从杭州寄来的公文，两相对照，神宗立即就火大了。

这份公文就是苏轼错交的那位朋友寄来的。这位朋友我们很熟悉，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沈括。以沈括之才，说实话，除了诗文一道之外，苏轼还真是全方位地比不上他，尤其是两者当时的社会地位。苏轼是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沈括早就是方面大员，是皇帝钦点的两浙察访使。

尽管如此，两人相比较还是苏轼比较牛。没办法，他已经是宋朝当时文娱界的第一大利器了，魅力压倒一切，就连沈括也没法抵御。沈括是带着几分崇拜之心去接近苏轼的。

两人本可以做好朋友，可惜坏事就坏在神宗的一句话上。

在沈括离京前，神宗特意交代了他一句话：“到了杭州，你要好好对待苏轼。”好，怎样才算是好？领会上级领导的指示是门大学问，沈括带着这个问号出京，想了一路，做出了一个在他想来万无一失的决定。

首先，一定要对苏轼友善，不能摆上级的架子。有必要的话，宁可把苏轼当上级对待；其次，把苏轼所有的情况都上报给神宗，证明自己用心对待了苏轼。

本着这种精神，事情就变味了。苏轼面对如此风雅和善的领导，忍不住意气风发口若悬河，对沈括无话不讲，包括他对新法的看法。同时把自己所作的诗逐一向新朋友介绍。沈括则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欣赏之余向苏轼提出了一个终极粉丝的要求。

偶像，你能把这些诗词亲笔抄一份，留给我作为纪念吗？

行！

苏轼一口答应。如此一来，沈括给神宗寄回的报告里就附带了苏轼亲笔所写的资料，与李定的一比，说服力急剧攀升，同时沈括发挥了李定所没有的能力，他以极强的文字功夫，给苏轼的诗文加上了自己的注解。

苏轼攻击新法，诽谤朝廷，甚至影射皇帝的罪名终于成立了。

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湖州。难得的艳阳天，苏轼正想晒一下自己珍藏的书画，一匹快马狂奔而来，给他捎来个信儿。这是开封城里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晋卿的小道消息，告诉他抓他的人就快到了，能跑就快跑。

苏轼愣了一会儿，苦笑一声。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真要是皇帝抓人，能跑到哪儿去？何况自己跑了，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他索性穿好官服，静等官差上门。之后的事就是御史台抓人流水线操作，苏轼被押解进京，等待他的是御史台的审问。更确切地讲，是李定的怒火。忘了说，李定这时就是御史台的长官。

面临大险，苏轼的心灵是与众不同的。临走前，他看着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也是王弗的妹妹王润之笑了，一边为妻子抹去眼泪，一边说：“夫人，前朝真宗年间有位隐士名叫杨朴，应召入宫。真宗问他能否作诗，他说不能，可临行时夫人给他作了一首。你想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