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清宫外史上 第五四章（第2/9页）

当然，清流对此大事，是不会不讲话的，张佩纶与陈宝琛联名上了一个折子：“存越固边，宜筹远略”，共建两策，一策是“命重臣临边”，用以“镇抚诸国，钩络三边”，或者可以吓阻法国。这“重臣”自然是左宗棠、李鸿章，择一以钦差大臣驻扎两广，督办法越事宜。

这一策之下，又有四个纲目，除“集水师”、“重陆路”的军务以外，又主张“联与国”，说德法世仇，应该联德制法，而联德之道，不妨向德国订造铁轮，多买枪炮。

第一策是正，第二策是奇，奇兵之用在声东击西，张佩纶和陈宝琛建议：以左宗棠的南洋和李鸿章的北洋两支大军，假作全力对付日本，而另简贤能，“秘寄以滇粤之事”，如彭玉麟、丁宝桢、张之洞都可膺选。如果说，以左宗棠或李鸿章，出镇西南，象晋朝陶侃的移镇广州，唐朝的郭子仪备边以服回纥，是重在威名慑敌。那么用彭玉麟等人的作用正好相反，象汉高祖识拔韩信，孙权重用陆逊那样，名气不大，敌人便不甚疑忌。

这样的部署，可使法国错认为中国对越南局势，不甚在意，然后乘其不备，水陆大举，进兵越南，包围法军。相持日久，法军力不能支，“外惧德人，内耗兵饷”，只要稍微许法国一点好处，一定可以和得下来。万一用兵小挫，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还在，可以让他们出面转圜谈和，对国体亦无大损。

虽是纸上谈兵，倒也头头是道。奏折中还力保广西、云南两藩司，滇藩就是“唐拚命”，广西藩司叫徐延旭，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中了进士，就放到广西当知县，号称知兵。

过了半个月，山西巡抚张之洞，也上了一个密折作桴鼓之应，认为宜筹兵遣使，先发预防，建议派李鸿章坐镇两广，筹划一切，同时保举一批京外文武人才，总计三十九人之多，第一个就是张佩纶。

这就是李鸿藻一系的清流，所提出的国是主张。因为主战，所以推重左、李，其实左宗棠还是陪笔，所真正重视的是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对和战大计，却不肯轻易发言，要看内外情势而定，交卸事毕，五月里回合肥老家奔丧去了。

不久，朝鲜京城发生兵变，攻占王宫，袭击日本公使馆，大院君李星应称“国太公”，自行专政。日本决定以武力处理，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处置明快，直接打电报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认为中国亦应当立即“派兵船前往观变”。于是张树声跟总理衙门议定，派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统领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领兵到朝鲜平乱。南疆多事，东邻生变，恭王忧劳交并，一下子病倒了，而景廉和王文韶又正当云南报销案初起，忧心忡忡，自顾不暇，只有宝鋆和李鸿藻应付艰巨，自然大感吃力。

就在这时候，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上了一个说帖，李鸿藻一见大喜。跟张佩纶一谈，唐景崧条陈的办法，正就是张佩纶所说的“奇兵”。

于是说动了恭王与宝鋆，决意采纳，嘱咐唐景崧将说帖代为奏折，由李鸿藻以吏部堂官的身分代奏。

唐景崧是广西灌阳人，对越南情势，原有了解，加以跟越南的贡使，详细谈过，所以这个折子在慈禧太后看来是“内行话”。

唐景崧说“救越南有至便之计”，就是重用刘永福。此人的名字，这几个月来，慈禧太后已经听多了，但问到他的生平，没有人能说得完整，所以看到唐景崧谈刘永福，格外注意，只见写的是：

“刘永福少年不轨，据越南保胜，军号‘黑旗’。越南抚以御法，屡战皆捷，斩其渠魁，该国授以副提督职，不就，仍据保胜，收税养兵，所部二千人，不臣不叛。越南急则用之，缓则置之，而刘永福亦不甚帖然受命。去岁旋粤谒官，则用四品顶戴，乃昔疆吏羁縻而权给之，未见明文，近于苟且，且越人尝窃窃疑之，故督臣刘长佑有请密谕该国王信用其人之奏。

臣维刘永福者，敌人惮慑，疆吏荐扬，其部下亦皆骁勇善战之材，既为我中国人，何可使沉沦异域？观其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并有仰慕名器之心；闻其屡欲归诚，无路得达。若明畀以官职，或权给其衔翎，自必奋兴鼓舞；即不然，而九重先以片言奖励，俟事平再量绩施恩。若辈生长蛮荒，望阊阖为天上，受宠若惊，决其愿效驰驱，不敢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