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清宫外史上 第五二章（第4/15页）

“窃维贿赂之事，踪迹诡秘，良品不在事中，自无从得其底蕴。但此案户部索贿累累，现经刑部取有乾盛亨、天顺祥帐簿确据，前御史陈启泰奏：崔尊彝、潘英章交通周瑞清贿托关说，外间喧传，贿托者，即贿托景廉、王文韶也；关说者，即向景廉、王文韶关说也。巷议街谈，万口如一，是贿托之实据，当问之崔尊彝、潘英章；关说之实据，当问之周瑞清。然则景廉、王文韶受贿非无据也，崔尊彝、潘英章即其据；良品非无据而率奏也，人人所言即其据。以枢臣而大招物议，是谓负恩；闻人言而不以奏闻，是谓溺职，且御史例以风闻言事，使天变不言，人言亦不言，亦安用此尸素御史为耶？良品与景廉、王文韶素无往来，亦无嫌怨，使非因物议沸腾，何敢无端诬蔑？实见时事艰难，天象如此示变，人言如此确凿，故不能不据实以奏。”

读到这里，只见有人奔了进来，手里高扬一张纸，大声说道：“上谕下来了！”

此人是国子监的一个博士，姓刘，亦算是一条“清流腿”，他排闼直入，径自去到邓承修面前，将邸抄递了给他。

“‘此案必须崔尊彝、潘英章到案，与周瑞清及户部承办司员，并书吏、号商等当面质对，庶案情虚实，不难立见。’”邓承修念到这里，以手加额闭着眼说了两个字：“痛快！”

“这还不能算痛快，且不免遗憾。”张佩纶大声说道，“景、王二人，何可相提并论？”

“公意云何？”盛昱问说。

“景秋坪情有可原，王夔石万不可再容。”

这两句话，出于清流之口，特别是出于张佩纶之口，差不多就算定评，也注定了他们的官运。邓承修瞿然而起，带些歉意地说：“我又要出手了。”

于是就在松筠庵中，专有陈设笔砚，供清流草谏章搏击的余屋，邓承修文不加点地拟好折底，邀了张佩纶和盛昱来商量。

奏折的第一段是怀疑刑部未必能遵谕旨，彻底根究，因为象这样的暧昧营私之举，不是经手过付的人，不可能握有确实证据，即令有确实证据，亦非严刑逼供，不肯吐实。何况被参的王文韶，仍在军机，仍是户部的堂官，纵使刑部堂官公事公办，无所回护，而司官为了将来的祸福，可能不敢得罪王文韶，潜通声气，预为消弭。再说，崔尊彝、潘英章虽奉严旨催传到案，但辗转费时，何弊不生？

“入手便探骊得珠了！”张佩纶表示满意，关键就在“被参之王文韶未解枢柄”这一句上。换句话说，如果要根究，非先叫王文韶退出军机，消除刑部司官的顾虑不可。

“你看第二段！”邓承修矜持地微笑着，显见得第二段是他的得意之笔。

看不到几行，张佩纶脱口赞了一声“好”，接着，摇头摆尾地念出声来：

“臣窃谓进退大臣与胥吏有别，胥吏必赃证俱确，始可按治，大臣当以素行而定其品评，朝廷即当以贤否而严其黜陟。”

“这是有所本的。”邓承修笑道，“记不记得曾侯论何桂清的话。”

这一说，张佩纶和盛昱都想起来了。当初两江总督何桂清失陷苏常，革职拿问，照律定了死罪，公卿督抚，交章论救，为他脱罪的一个借口是，何桂清弃地出于僚属的请求。朝廷左右为难，特为密旨咨询曾国藩，他的答奏是封疆大吏，行止进退，应当自有主宰，不当取决于僚属。这个说法，成为定评，何桂清终于伏法于菜市口，邓承修这句“大臣当以素行定其品评”就是套用了曾国藩的原意。

“话虽如此，涵义更深一层。”张佩纶说，“我辈搏击当奉此为圭臬。”

“此所以景秋坪可恕。再往下看吧！”

提到景廉，邓承修说他“素称谨饬，不应晚节而顿更。但此案事阅两年，赃逾巨万，堂司书吏，尽饱贪囊，景廉总司会计，未能事先举发，纵非受贿，难免瞻徇，或者以其瞻徇，遂指为受贿，亦未可知。”

“这又未免开脱太过了。”

“就这样吧！”盛昱为景廉乞情，“勿过伤孝子之心。”

这是指景廉的儿子治麟，光绪三年的翰林，颇有孝友的声名，张佩纶跟他虽无往来，却很敬重其人，所以听盛昱这一说，就不开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