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玉座珠帘 第二十七章（第13/13页）

这些悬案，对刘杰的督饬，也只能到此为止。但在高一级的层次上，曾国藩另有打算。他想亲自到慈仁堂去看一看，因为民教相仇，症结就在百姓对教堂的误解，到底这误解何由而生？非亲身体察，不能明白。明白了，然后可以对症发药，逐渐消弭。

他跟崇厚谈了这层意思，崇厚极力劝他打消此意，认为以他的身分，不宜轻临非尧舜孔孟之教所许的西洋教堂，否则，一定会有言官，以“大臣轻率，有伤国体”的话头，上奏参劾。曾国藩一向忧谗畏讥，想想不错，听了崇厚的劝。

等回到保定，因为舟车劳顿，公事又多，曾国藩的眼疾，越发重了，而岁尾年头，不如意的事，纷至沓来。先是贵州剿治士匪不利，朝命李鸿章带兵入黔。李鸿章万分不愿，以贵州多山地，不便马队驰骋，必须“改马为步”，重新编练步营，又说“苗疆军务，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皆未能克期底定，今蹂躏更久而广，饷源更狭而绌”，必须先筹饷运粮为借口，迟迟不肯出省。这些令人烦心的事，李鸿章都要写信给“老师”发牢骚。

不久，甘肃的军务，又受大挫，老湘营的名将刘松山，阵亡金积堡。朝廷怕左宗棠支持不下，改了主意，降旨命李鸿章赴陕援剿，这一下李鸿章越发不愿。他最头痛的事，就是跟左宗棠打交道，因而仍旧在“马、步”之间做文章，说已将马队撤改为步营，如今奉命西征，身边竟无一骑，何以平乱？而能征善战的刘铭传马队，则要留着拱卫京畿。这样借故拖延着，希望“老师”从中斡旋，朝廷能够收回成命。

然而最使曾国藩烦忧莫释的，还是两江的情形。戡平大乱，急流勇退，曾国藩当时首要的举措，就是裁撤湘军。他自觉这件事做得很干净，但湘军在江宁的无数，刚刚被裁时，手里都有些从战乱中得来的财货，而曾国藩又颇讨厌湘军回湖南去求田问舍，所以在江宁落户的很多。日子一久，坐吃山空，不免有流为盗匪的，而马新贻居官，最看重的就是地方秩序，对散兵游勇，约束极严，寻常盗匪，还可以照例一层层审问，如果是散兵游勇抢劫，一经被捕，责成“该管道府，就地正法”，这是奏明在案的。

为此，被裁的湘军，对马新贻大为不满。在他们的想法，“九载艰难下百城”，江宁的克复，洪杨的被灭，都是曾家和湘军的功劳，曾国藩当两江总督都“太细了”，既然朝廷要调他为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那么两江总督应该仍旧归湘军领袖接充，最有资格，也是最理想的人选，自是“九帅”。不得已而求其次，让李鸿章来当，也还说得过去，因为他跟湘军关系很深。谁知会落到一向在安徽做官的马新贻身上，这是从何说起？

本来就心怀不平，加上马新贻的处置过于严峻，因此在江宁的湘军旧人，跟这位籍隶山东，身在教门的总督，感情搞得很坏，不断有人来向曾国藩诉苦。他除了劝慰以外，不愿再有什么表示，其实也是无法有什么表示，人已离开两江，再去过问两江的事，不但为情理所不容，而且也犯朝廷的大忌。这一来，五中忧烦，右眼失明，而且得了个晕眩的毛病，唯有在黑头里闭目静卧，人才觉得舒服些。

于是，各方所荐的医生，纷至沓来，文祥荐了一名七世祖传的眼科，崇厚也荐了一名洋人来看。用药各异，但有个看法是相同的，曾国藩必须好好调养。因而在四月间，奏陈病状，请假一个月调理，期满又续假一个月。他的打算是，这样续假几次，便要奏请开缺，纵使不能无官一身轻，回湘乡安度余年，至少可以交出直隶总督的关防，回京去当大学士。位尊人闲，在昌明西学、作育人才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才是自己的“相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