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黑人、苦力、英国人（第4/18页）

据说那些已经习惯了使用麻醉剂的人用药后会最终产生一种狂暴情绪，在此期间他们会至少是暂时无法对暴力犯罪负责，或是倾向于实施暴力犯罪——一帮男孩把两个小女孩的衣服扯了下来，一个接一个地强暴了尖叫着的小姑娘。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十六岁的男孩杀死了自己全家五口人；明尼苏达州的一个人开枪打穿了路上一个陌生人的头；科罗拉多的一个作丈夫的想开枪杀死自己的妻子，结果打死了她的祖母，然后自杀了。这些罪行每一桩发生前，凶手都抽了一两支大麻烟。

《谋杀者》，安斯林格，1961

很可笑，是不是？今天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对不对？再想想看：1997年英国举行了一次倍受关注的有关大麻合法化的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不应该合法化，因为（猜猜看）大麻令人们“好斗”。这些家伙哪儿来的这些信息？很简单，来自他们自己的偏见。如果你是执法界的人的话，这似乎就是个事实：麻醉剂令人们产生暴力情绪。就连大麻也一样。麻醉剂很危险，会导致暴力行为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1999年查尔斯.肯尼迪担任英国自由民主党领袖，要求皇家委员会一劳永逸地确定一下大麻合法化的问题是不是值得讨论的时候，保守党的影子内政大臣安.韦德考姆在新闻媒体上痛斥他“不负责任”。显然，查尔斯对滥用麻醉剂问题发出了“错误的信息”：不但大麻合法化的问题不必考虑——就连讨论一下它的合法化的想法也是不可想象的。就在全国的警察局长和麻醉剂专家一致要求进行活跃的对话的时候，出于他自己才最清楚的原因，韦德考姆决定永远也不举行这样的对话：如果现实中有“皇帝的新装”情形的话，那么这就是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完美的例子。这种对待滥用麻醉剂问题的带有偏见甚至是尼安德特人式的态度，确保了反对麻醉剂和打击建立在麻醉剂基础上的犯罪的战斗永远也不会胜利。

实际情况是，执法界的用意是良好的，他们试图把公众从可怕的麻醉剂上瘾的灾难中挽救出来，因此总是一成不变地轻率地对待事实真相。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圣经许诺说存在永远的诅咒和地狱之火，那么为了让普遍没受过多少教育而又很矛盾的公众能充分理解某个信息，有时制造点实实在在的恐怖的景象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像这样把恶意丑化麻醉剂造成的问题是，人们很快就开始认识到警方没有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再告诉他们其他的事情他们也不会理睬，因为这些可能也不是真实情况。在治安维持会成员的带领下（这些人要么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要么故意篡改事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卡因强烈的不良反应还会在美国一直继续到三十年代。前西班牙.美国战役中的战争英雄理查蒙德.皮尔森.哈勃森就是这样一个人。来看看他于1927年二月在他自己宣布的“麻醉剂教育周”期间在电台上读的广播稿：

我们现在知道，大多数光天化日下的抢掠，胆大包天的拦路抢劫，惨无人道的谋杀和类似的暴力犯罪行为都主要是由使用麻醉剂的人犯下的，这些人构成了我们令人担忧的高犯罪率的主要原因。麻醉剂上瘾比麻风病更具有传染性，也更难以治愈——这个问题决定了人类文明是否能永存，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决定了人类的未来——

引自《美国疾病》，大卫.穆斯托，1973

由于对滥用麻醉剂的危险——包括从“更多暴力行为”的危险到可卡因上瘾危险——的夸大，唯一合理的设想就是，警方在不得不处理这些罪犯的情况下，要求得到更多的保护。因此，直到今天，有关麻醉剂的立法还是倾向于围绕着两个关键的方面来进行：禁止使用非法物质，购买更多更大的枪支。这恰恰正是这个世纪之交的时候对待可卡因的办法。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反对服用可卡因的院外活动集团不但打种族牌，还非常聪明地煽动另一必定会引起反应的领域：性。几乎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异常性行为是服用可卡因的结果——不管怎么说，那些广告商不就是大肆宣传这东西是春药的吗？哈弥尔顿.莱特博士在《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犯罪和可卡因的文章，文章警告读者说目前的可卡因消费量是合法的医药用途用量的十倍——我们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