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人类第三大劫难（第5/21页）

与此同时，在巴黎的一位名叫葛日尔的法国医生数年以来一直给喉咙痛的歌剧演员开马里亚尼葡萄酒当局部止疼药，而且还总是劝任何愿意听的人，告诉他们说古柯具有麻醉作用。安吉罗.马里亚尼后来想争取让人们承认葛日尔的发现，不过他的动机与其说是无私助人，不如说是出于裙带关系：他是葛日尔的堂兄。

早在1880年就有一位名叫瓦西里.冯.安瑞普的俄国医生明确提到可卡因也许可以作为局部麻醉剂使用，还在《欧洲生理学杂志》上就如何使用它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观点从来没有人注意到，或是发现它。机缘巧合的是，接替安瑞普研究职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西奥多.阿斯肯布兰地——他的研究工作当然又激发了弗洛伊德的兴趣，因而间接地导致了局部麻醉剂的发现。没有人肯听安瑞普说些什么，这一点首先就足以把他打入了未被承认的医学先驱的行列。考勒成了英雄；安瑞普什么也不是。他1925年死于巴黎，死时仍全然默默无闻。

弗洛伊德认为自己的情况非常不幸。所有的工作他都做了；考勒只是凭一时直觉（他也欣然承认其他人的确做了许多基础工作——还特别提到了弗洛伊德）。是他引起医学界的对这种药的注意，别人却抢走了所有的功劳。这种情况一定非常令人恼火，因为恰恰是这种发现能够让他和玛莎结婚并马上在维也纳安定下来。

没能认识到可卡因的潜力，弗洛伊德找不到什么好的借口：他已经研究了几个月，甚至还对孔尼斯坦说过它也许可以用作治疗眼部疾病的止疼药。然而他没有完成从可卡因作为一种可以导致身体麻木的药物到可卡因作为麻醉剂的跳跃。他后来——非常无情地——把自己的失败归咎在未婚妻玛莎身上：

我可以追溯一下往事，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没有早年成名是我未婚妻的错。当时可卡因不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但是我研究得很深入，因此我在1884年从默克（供应弗洛伊德可卡因的那家达姆斯丹的公司）得到了当时几乎不为人所知的生物碱可卡因，并研究其生理反应。就在我进行这项工作的期间，出现了一个机会，使得我可以去看我的未婚妻，我和她已经分别了两年了。我匆匆忙忙结束了对可卡因的研究，满足于从书本上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并预言说很快就能够找到进一步利用可卡因的方法——考勒因此而被认定是局部麻醉剂可卡因的发现者，这种麻醉剂后来对小手术变得非常重要；但是我对未婚妻中断了我的研究工作毫无怨言。

引自《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这肯定是有记载以来的想要将过失推诿到别人身上的最无奈的努力之一。真实情况其实不是这样。弗洛伊德同玛莎分别的时间不是“两年”，而是只有一年。到万德比克的机会也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如他未明言的那样已经计划了一段时间。他也根本不是“匆匆忙忙”地结束了研究：其实他是在六月中旬把《关于古柯》送到印刷商那里去的，接下来他并没有直接去看玛莎，而是等到了九月份才去。弗洛伊德修建的借口之墙掩盖了他对自己没能成为局部麻醉剂的发现者有多失望；他后来私下里也承认，自己没有把研究工作进行下去完全是出于“懒惰”。

尽管如此，他当时并没有显得过分沮丧。他坚信这种奇迹般的新药一定有可以派上很多用途，认定这条路上还将会出现更多的荣誉。可是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除了作为局部麻醉剂外，再也为可卡因找不出什么合理的用途了。考勒的确偷走了弗洛伊德一鸣惊人的机会，不过随着事情离奇地发展下去，弗洛伊德很快就有理由为此而感谢他。

这次发现后过了六个月，弗洛伊德发现父亲意外地来了，还告诉他说自己的一只眼睛很疼。那天下午考勒碰巧在弗洛伊德家里，于是提出要给他看看，马上就确诊他患了青光眼。就在第二天，弗洛伊德，考勒和孔尼斯坦给弗洛伊德的父亲做了手术，挽救他的视力。麻醉剂用的就是可卡因。

弗洛伊德的父亲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到的高兴的人。医学界注意到可卡因的麻醉作用后，开始对这种药痴迷起来：好吧，这么说它可以用来麻醉——那么还能做什么用呢？似乎什么都用得上它。弗洛伊德在研究如何用可卡因治疗神经衰弱和精神忧郁症；其他人认为可卡因可以解除糖尿病，哮喘或是梅毒的痛苦。到处都在报道它在外科的用途，从切除扁桃腺手术和产前阵痛到拔牙和痔疮手术，都说它可以在手术过程中减轻疼痛。以前报道过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在苏格兰高地所做的颇为滑稽的试验的《英国医学杂志》非常高兴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