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谷烦冤应夜哭 天阴雨湿隔天涯激流中的曾昭燏（第5/8页）
其实，曾昭燏的独身是自觉舍弃了做女人的权利，“而委身于学问、社会”。情欲对于李济这样的学者，也是奢侈品。他曾说过：“所谓研究自然科学的真精神者，至少应该保持如荀卿所说‘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的态度。养成这态度最大的阻碍，自然是感情。尤其是在人文科学范围以内，感情最难抑制；结果多少总是‘蔽于一曲’而失其真。”16所以，我相信，李庄时期的曾昭燏，也就是李济的红颜知己。
1945年12月，曾昭燏参加了李济主持的“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和“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1946年10月中博院迁回南京，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辞去了中博院筹备处主任职，交给曾昭燏代理。后由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兼任，曾昭燏仍担任总干事。此阶段，在她的主持下，中博院开始了陈列大殿的基建工程。
1941年11月6日，曾昭燏致李济信。
1948年秋冬之交，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南迁。当时，由于对中国政治前途的不同判断，曾氏家族的后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有的离开大陆，如曾昭燏的哥哥曾昭承、妹妹曾昭楣以及至亲俞大维家族等去了台湾、香港。二哥曾昭抡、妹妹曾昭懿等留在大陆。曾昭燏在1951年的“干部履历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的一位堂侄女曾宪楷忽到南京，住在我这里。她与我是中学同学。她有一位胞妹曾宪植在大革命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成为叶剑英将军的爱人。在抗战初期的时候，宪楷因之而与叶剑英、周恩来认识……她和我谈了她所知道的共产党的事，她说共产党绝对要文化，绝不会仇视知识分子，她劝我尽力保存着博物院这个国家文化的库藏，以待新时代的来临。她的言辞使我消除了一切的忧虑。”17曾昭抡还希望她与二嫂俞大絪一起赴解放区，“可为学术界服务，做些纯粹的研究，对人类的贡献更大。”18
11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议作出决议，决定精挑文物分三批运往台湾。曾昭燏坚决反对，12月6日她致函杭立武：“此次遵照理事会决议所选诸物皆国宝，若存京文物安然无恙，而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职对此事虽无责任，然为本院保管文物已七八年，对于诸物有浓厚之感情，知有各种危险，岂可缄然。”1912月22日，海军派出中鼎轮装载着史语所和数学所重要图书、仪器、设备以及故宫迁运文物，由李济督运开往台湾，28日抵基隆港。1949年3月6日，曾昭燏与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等在《大公报》上联名发表了题为《搬回古物图书》的文章。一月后，曾昭燏又与徐森玉、王家楫等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将已运往台湾之文物运回大陆。
李光谟曾向我讲过李济对此事的态度。他说：
父亲发表了一个公开宣言，记得好像不是他一个人署名，还有另外几位。声明中说，你们说这批东西应该运回大陆，意思是运到台湾去就不是国内了？我们又没运到国外去。我工作了一辈子经过的事太多了。一件事是战后被国民政府派到战区查询日本人抢掠的东西，到了长春。我可知道，俄国人进到长春去解放长春抓走溥仪的时候，伪满洲行宫即溥仪宫殿里头，北京故宫最珍贵的东西都在那里，全部一抢而空。这个账可是怎样算？另一件事，历史上曾老九20打南京的时候，屠城三日，不但杀人，金银财宝满地都是，文物也是。南京太平天国掠了好多民间的财物，最后一概都被曾老九抢走了——这是有所指的，陶先生那篇东西，你曾昭燏可签了字！21
1951年，曾昭燏在南京博物院。
过去这批人大致可归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类，偏左偏右色彩不同。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迫使他们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当初，圈子里流传李济与曾昭燏的绯闻，虽属无稽，但也可见两人感情不薄。而今，楚河汉界，真刀真枪，互相攻击，真让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