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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月間杭皇后病歿，景泰帝越發鬱鬱寡歡，原來就很羸弱的身子，很快地顯得形銷骨立，未老先衰。這樣自春至秋，由秋入冬，便須經常宣召御醫入宮了。

於是憂國的老臣王直、胡濙聯袂往訪于謙於兵部──從土木之變以來，于謙發誓與也先不共戴天，以直廬為家。景泰帝賜第西華門，于謙固辭不受，其他所賜金銀袍服，雖不能辭，但亦不用，都包得好好的，上加題識，存貯在他那位於崇文門內裱禙胡同，僅蔽風雨的住宅中，逢年過節偶爾去看一看而已。

「廷益，」王直問道，「你可曾聽說，聖躬時有不豫？」

「不止於聽說。」于謙那雙經常仰視的「望刀眼」垂了下來，「我一個月總有兩次到三次被召進見，天顏一次比一次瘦削，頭髮已經花白了，實在是大可憂之事。」

「我跟源潔先生，正就因為有此大可憂之事，來跟你商量。自從去年杖斃鍾同以來，沒有人再敢提建儲二字。我想，我輩不言，再無人能言。廷益，你的意思如何？」

「我從兩公之後。」

「不，廷益，」胡濙接口，「你說話最有力量，請你領銜。」

「胡公，非是我意在推辭，朝廷禮制有關，自然該王公領銜。」

「這樣吧，」王直提議，「我們分別單銜上奏。為求於事有濟，請你先上，我跟源潔先生緊跟在後。」

「是！」于謙慨然承諾，「我今夜草疏，明日就上。」

「你預備如何措詞？」

「兩公看呢？」

「我看，」胡濙說道，「不必提復儲的字樣，只請早建東宮好了。」

「對！」王直附議，「不必提復儲，而其意自見。」

「是。我遵從兩公的卓見。」

於是，第二天上午，于謙便即出奏，將奏稿抄送王、胡二人，他們接踵上言。但三道奏疏，都如石沉大海，毫無影響。而外間已有傳言，說謹身殿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已奏明太后，迎立襄王世子。宣召親王所用的「金符」，已由尚寶司送交仁壽宮了。

但亦僅是有此傳聞，禁中事秘，無從證實；甚至景泰帝是否已病得不可視朝，亦是傳說不一。不過到了十二月廿八，明發上諭，停止景泰八年元旦朝賀，終於證實聖躬不豫，而且病勢似乎不輕。

第三天便是景泰八年元旦，雖停朝賀，不過百官都到左順門去問安。如是十天之久，都由興安出來答一句：「皇上安好。」到了第十一天，興安的答覆不同了：「你們都是朝廷的大臣，不能為社稷定大計，光是來問問安嗎？」

這是一種強烈的暗示。左都御史蕭維禎回到都察院，召集十三道御史會議。「今天興安的話，」他問，「你們聽出來甚麼弦外之音沒有？」

「怎麼聽不出？無非儲位國之大本，社稷大計，莫要於建儲。」

「對，諸君皆有言責，請各自回去具疏。我知會內閣，明天在朝房集議。」

於是正月十二那天，內閣與都察院在朝房會議。蕭維禎將預備好的一個奏稿，交大學士陳循、高穀、王文以及戶部尚書蕭鎡、太常寺卿商輅等五閣臣傳閱。

「各位閣老，朝廷柱石，請發抒讜論。」

「光說『早建元良』，不夠明顯。」高穀首先發言，「應該明白奏請，復沂王的儲位。」

沒有人響應高穀的主張，蕭維禎便逐一請問：「陳閣老意下為何？」

陳循知道王文有異見，沉默不答。在他旁邊的蕭鎡正要開口，發現太監舒良出現，便停了下來。

「諸公都在此，很好！」舒良說道，「皇上命我傳旨：今年南郊大典，躬親行禮，自今日起宿於齋宮。」

這個訊息，頗出人意外。原以為南郊合祀天地，禮儀繁重，臥疾在床的景泰帝，會特遣重臣代為行禮，不道竟親自舉行，而且照定制，大祀齋戒三日，景泰帝宿於南郊「大祀殿」的齋宮，醫藥照料不便，是不是意味著病情根本不重。

因此，蕭鎡重新考慮他對建儲的態度，原來他是贊成由沂王復位的，此時想到景泰帝可能還有好幾年的日子，後患不能不防，遂即改口說道：「既退不可再。」

這是首先出現的異議。王文掌握住機會，大聲說道：「現在，我們只請建東宮好了！誰知道深宮屬意何人？」

這一下提醒了蕭維禎：「奏稿上我要換一個字，『早建元良』易為『早擇元良』。」他舉筆改完，端起圍腰的犀帶，得意地笑道，「我的帶子也要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