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血色蹊径（第8/11页）

1913年，为纪念波士顿美术馆研究员冈仓天心，邓曼·罗斯向该馆捐赠了一尊中国东魏石质菩萨像（参见彩色插图5）。它出土于中国洛阳的白马寺，体量巨大，特别精致。冈仓首次见到这尊雕像是在1906年的中国。那时它刚出土不久。1910年，他重返中国，希望能够买到它。然而，那尊菩萨像已不见踪影。最后，邓曼在巴黎古董商保罗·马龙的店铺中见到了它，便将其买下。

“邓曼叔叔”是波士顿美术馆和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库房的常客，有时还不请自来。他把自己的收藏存放在福格艺术博物馆，占用了那里相当大的空间，在研究领域引发了许多关注。如比奇洛一样，邓曼也沉溺于许多幕后的钩心斗角，卷入波士顿美术馆石膏像收藏，以及博物馆人事之类的事情（邓曼给哈佛大学校长和波士顿美术馆自然董事劳伦斯·洛厄尔写过一封信，开头便是：“据我判断，波士顿美术馆作为组织机构，应受到谴责”）。当时，邓曼对博物馆各部门的运作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有亲爱的老邓曼·罗斯把门，他决不会让你侥幸逃脱。”当时在波士顿美术馆工作的一位研究员有感而发，“说到底，邓曼当时实际上拥有着那座博物馆。”福格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兰登·华尔纳补充道：“他对自己的发现沾沾自喜，让我们了解他所购绘画作品的所有价值。他自吹自擂，喜欢被人点头称是。不管怎样，如果有谁拒绝他提出的任何小要求，那可真是小心眼儿了。而且，我们发现，对他唯唯诺诺是聪明之举。但无论如何，是他带领我们认识了柬埔寨雕塑、南印度青铜器和科普特挂毯，认识到它们在各自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邓曼不仅对藏品征集提出建议，有时，他还对所选作品的判断是否“成熟”表示怀疑。譬如后来成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的普艾伦（参见第四章）打算同华尔纳和贺拉斯·杰恩为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敦煌壁画，对此邓曼就曾表示过怀疑。虽然邓曼未坚持要求把他的藏品集中保管，他还是建议在所有藏品标签上注明“邓曼·罗斯藏品”，以便“在我死后许多年，我还能像一本书或一幅绘画那样，与波士顿人民推心置腹交谈”。

为庆祝捐赠者邓曼八十大寿，波士顿美术馆为他举办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派对。该馆的9个展厅摆满了从他所捐赠藏品中挑选出来的展品。1935年9月12日，在去欧洲进行另一次收藏之旅期间，邓曼在伦敦的酒店房间里去世，享年83岁。他的告别仪式恰如其分，日本的山中商会（邓曼从这家古董商购得《历代帝王图》卷轴画）奉献了一个唐代陶罐，将邓曼的骨灰运回他在剑桥城的家。

就这样，费诺罗萨、比奇洛、邓曼和韦策尔等人，最终实现了自己作为收藏家的目标。他们的捐赠将在波士顿美术馆展厅与世长存。

1896年，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开馆，成为新英格兰地区寻求亚洲珍宝的另一个划时代事件。该馆以威廉姆斯·海耶斯·福格的名字冠名。他是缅因州贝里克郡人，从与中国开展贸易中发家。他麾下有一个船运公司，在五个中国港口和两个日本港口派驻有办事机构。福格和妻子伊丽莎白·帕金斯·福格周游世界，收集东方古董。他的遗产价值150万美元。1891年，福格的遗孀从中拿出20万美元捐赠给哈佛大学，建立了哈佛的第一座艺术博物馆，并且拿出夫妇二人收藏的珍奇古董作为博物馆的首批收藏。1909年，置身于文艺复兴风格的新展厅中（由理查德·莫里斯·亨特设计），福格艺术博物馆初出茅庐的董事们还能感受到福格夫妇当年的感觉。董事们选择了相对年轻的爱德华·沃尔多·福布斯（哈佛大学1895级）担任福格艺术博物馆馆长。此时，他所管理的博物馆藏品已经琳琅满目：石膏像、东方瓷器、照片、幻灯片、版画、古希腊陶瓶和一些英国水彩画。那些水彩画几乎没有观众浏览。福布斯经常说，它们“所处展厅很难被人找到；旁边的讲演厅，也听不到什么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