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通往中国之路蜿蜒盘旋（第2/3页）

玛格丽特·麦克米兰是圣安东尼学院的院长，出生于加拿大。与我们进午餐时她问我们，是否了解加拿大多伦多市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亚洲藏品。我们对其一无所知。但是后来我们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使其在本书中单独构成一章。到了学期结束时，我们确信，我们所选的研究项目层次丰富，埋藏着许多意外惊喜。其中包括难以自拔的收藏家、激情洋溢的博物馆研究员以及精明睿智的古董商等。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被人遗忘，但人物形象绝对妙趣横生。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亚洲艺术收藏在增长，中国的艺术市场和博物馆文化在繁荣兴旺，我们却找不到任何与其有关、为非专业读者撰写的书籍。于是我们又进行了两年研究，最终完成了读者手中拿到的这本书。

前往圣安东尼学院前，我们向专家朋友们征求建议，特别是艺术史学家约翰·奥奈恩斯以及退休的大英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朗西斯·伍德，请他们向我们推荐牛津大学的权威人士，以便我们与其研讨。他们提到了两个人——克雷格·克鲁纳斯和迈克尔·沙利文。前者是牛津大学首位专攻亚洲艺术的教授，后者是资深中国艺术研究员。克雷格·克鲁纳斯出生于苏格兰，与我们会面时，他欢迎我们旁听他有关中国明代的讲座，那是他喜欢的历史时期。克鲁纳斯的讲座如行云流水，他以文字和图片，证实了其畅销著作《中国艺术》的中心主题，即“中国艺术”实属误称。在他看来，将书法、雕塑、陶瓷和绘画组成“同源整体”的倾向属于西方的发明创造，没有考虑到中华文明的真正规模、古老和多样性。在其讲座以及与我们的谈话中，克鲁纳斯强调，有必要对各类型中国艺术的变移性和特殊性进行评估，并引用自己的学术著作以及他曾在伦敦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担任有影响力的研究员的诸多经历，对此予以证明。

迈克尔·沙利文也同样有意思。他出生于加拿大，在英国成长。在战时的中国当过国际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沙利文持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在斯坦福大学亚洲艺术系当过二十多年系主任，之后成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名誉研究员。我们在圣安东尼学院给他留了一张便条，向他解释我们的研究项目，请求与其会面。

几天后，我们学院的门房向我们转交了沙利文的手写回信。他写道：“好啊！我的公寓位于牛津大学偏僻的北部，何不来与我共进晚餐？”那时他已是94岁高龄，还在为他的中国夫人柯恩服丧；他曾把自己撰写的所有十几部著作全部奉献给了夫人。多年以来，沙利文征购了大约500件中国现代艺术品，其中的精选藏品正出借给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一个特别展厅展出。他的公寓没有电梯，房间正中悬挂着柯恩的肖像，房间里面塞满了中国艺术藏品。我们对那种场景似曾相识。他的助手是两位可爱的亚洲女人。她们迎接我们，忙着准备中意混合风味的意大利面。迈克尔·沙利文来到我们的面前。他个子不高，精力充沛，蓬起的银发如同王冠。随后他谈到自己六十年来一直与西方有关中国古代或当代艺术的陈词滥调进行抗争。我们谈到了当今先锋派艺术作品，那是他特别感兴趣的领域。沙利文对那些作品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充满矛盾，认为它们或局限于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模仿，或属于对陈旧传统艺术流派的重复。那真是一个令人回味的美妙夜晚。2013年10月，迈克尔·沙利文去世，享年96岁。他把自己喜爱的艺术珍藏全部遗赠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

我们在牛津大学的日子收获颇丰，也使我们对前面横亘的雷区有了预警。需要强调的是，本书既不是中国艺术史，也不是对它进行的批评分析。对那些未必多么富裕的收藏家痴迷中国艺术的原因，我们只是进行了推测。对于中国艺术，我们未用任何审美的刀斧进行加工修饰。与其相反，无论如何定义中国艺术，我们关注的对象是人，是那群像猫一样，被中国艺术弄得神魂颠倒的北美人和欧洲人。正如拿破仑喜欢幸运将军，我们更喜欢幸运的收藏家、博物馆研究员和古董商。他们使那个时代（1900—1949）的绝大多数年代成为丰收之年。在这群人中，收藏家有：著名的沃尔特斯父子、查尔斯·朗·弗利尔、摩根、小洛克菲勒及其夫人阿比、邓曼·罗斯、亚瑟·赛克勒、艾弗里·布伦戴奇；博物馆研究员有：兰登·华尔纳、劳伦斯·史克曼、李雪曼、波什·雷茨、普艾伦和方闻；古董商有：卢芹斋、山中定次郎和奥托·伯查德。同时，我们也描述了一些不那么走运的人物：多才多艺却莫名死去的乔治·凯茨，不幸被砍掉脑袋的清朝官员端方，以及明显死于自杀的鉴定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我们还提到了纳粹分子爱德华·冯·德·海特，他行为怪异、另类神秘，把自己的大量收藏捐赠给了苏黎世的里特贝格博物馆和伍珀塔尔市的冯·德·海特博物馆。4位加拿大人也榜上有名：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创建馆长查尔斯·库雷利、英国圣公会主教怀履光、由皮毛商改行做古董生意的乔治·克罗夫茨，以及长老会牧师和甲骨文专家明义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