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利·勃兰特（第9/11页）

法：勃兰特总理，您受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主义影响有多深，是不是受了它的影响？

勃：当然受了影响。就以挪威为例，对我来说那是个很重要的国家。生活在挪威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因为挪威的农民从来没有当过奴隶，从来没有。农民运动是他们现代民主的基础……自然，这一点对我是有影响的。我在那里发现了自由主义的因素，没有这种因素，人道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存在。

法：勃兰特总理，我知道您的大儿子是毛分子……

勃：噢，他不认为自己是毛分子。他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许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已经25岁了，是成年人了，不再代表自称为毛分子的青年叛逆者，尽管他的思想和他父亲的思想很不同。

法：但是，我的问题还没有提完。您是否认为今天的青年人有点忘恩负义，或者说他们的行动带有盲目性，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将来生活得更好？

勃：不，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今天的青年人没有机会对今天的现实同昨天的苦难，例如我们在战时和战后所经受的苦难进行比较。当我们在苦难中备受煎熬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没有出生，因此他们只是以他们所希望的明天来同今天的现实作比较。我说明白了吗？他们不像我们那样考虑问题。我们在天平的一边放上今天的收获，在天平的另一边放上1945年和1946年我们所有的一切，经过这样衡量，就会感到：“我们真是好样的，干得不错。”在今天的青年人面前，我要维护我们的成就。我说，我们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你们任何人都不能无视我们的自豪感。但是我并不期望他们会把我的问题看做是他们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问题。结果是我维护我的时代，他们维护他们的时代。在我和我的孩子们之间也是这样。这样做有它的好处，可以避免争论。我应该承认，我同我的孩子的争论从来是不多的，固然这也由于我一直很少和他们在一起……我经常不在家……但是，当我住在柏林的大儿子来看望我或到我们这里来度假时，我们也不吵架。有时我们也会接触到各人的道德范畴，我就简单地说：“我的问题不是你们的问题，你们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

法：总理先生，令人惊奇的是政治并没有使您变得冷酷无情。

勃：没有，没有，从来没有！一般的人在登上权力的宝座时会情不自禁地喊道：“啊，我总算得手了！”这样的人有变得冷酷无情的危险。但我能控制自己，克服这种情绪。

法：即使当阿登纳猛烈地攻击您，强调您是一个私生子，您加入过挪威国籍……

勃：阿登纳对待我的确是很坏的。奇怪的是就个人关系来说，他从来没有流露出敌意。他虽然说过那些关于我的坏话，但对我却有某种好感。我虽然对他的政策和做法很不赞同，但对他本人很尊敬。在1961年的竞选运动中，正当流传着那些流言飞语时，他召我去他的办公室。就是现在我们待的这间屋子，而且我就坐在您现在的位置上，他则坐在我这个位置。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总理先生，您认为像您这样搞竞选运动是正确的吗？是明智的吗？”他回答我说：“市长先生，我不知道您在讲什么！您认为我和您过不去吗？我做梦也没有想这样做！如果我和您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我可以把您找来一起谈一谈。”对此我没有加以反击，或者说没有像在1957和1958年竞选运动中那样对他的攻击进行反击。在1965年，对我的攻击再次出现，我生气了，不愿再参加竞选。我告诉我的党：“算了吧，我给你们增加的负担太重了，你们受不了。最好让别人当候选人。我退出竞选。”正是从那时起，情况才开始好转。有时需要放慢速度，甚至把汽车停下来才能重新快速前进。1966年我党举行了代表大会，会议结束时代表们一致支持勃兰特……

法：于是勃兰特当了外交部长，然后当总理，后来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勃兰特总理，您听到这个消息时哭了，这是真的吗？

勃：没有，这是夸大事实。没有，我事先预感到要授予我这个奖。当我的助手阿勒斯把有关这个消息的电报递给我时，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接过那张纸把它放进了抽屉，继续写我的笔记。那天议会召开了会议……的确我很感动，但没有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