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瓦尼·利昂纳（第4/15页）
利：不，我排除这一说法，因为率领我们警察部队的是一个极具民主敏感性的人安杰洛·维卡里，因为我们有着一个让反对派也十分敬重的人圣乔治将军作为宪兵司令。我绝对相信，所有的国家机构都对法西斯主义的死灰复燃不抱有任何同情心，包括武装部队在内。从宪法上来说，我是武装部队的总指挥，掌控着武装部队。我可以打包票说，它是抗击新法西斯主义的，而且严加防范，以避免受到新法西斯分子的渗透。我认为，有些军界的人转而投向对方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在军队中找不到自己的土壤。至于警察部队，也有可能在个人层面上……有些人会对法西斯主义抱有一定的同情心……这是人性的组成部分，但不是规律，绝不是规律。我排除警察有意庇护那些对拉梅施加暴行的家伙以及类似的肇事者。我排除在警察队伍中存在着容忍法西斯分子，并与他们沆瀣一气的行为。问题来自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警察得不到帮助。人们查找不到这个人，也查找不到那个人，只能摸索着搜寻，因为在那些同谋之间订立有严密的攻守同盟，因为目击的公民感觉不到安全。作为法学家，我早就说过：因为有严密的攻守同盟、沉默和恐惧，人们别想发现任何东西。多少次作证的人冒着人身的危险，得不到安全的保证！作为结论，我可以告诉您说，尽管有着一定程度的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但法西斯主义再也不可能在意大利占据上风，因为国家的所有力量都反对它。
法：总统先生，您如此乐观，这是一件好事。
利：就个人方面来看，我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就像所有的那不勒斯人那样，就像普通的南方人那样，我从来都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就是从小时候起，在关系到我个人的事情上，我看到的都是一片漆黑。但是，当我担当起某种责任时，我就成了乐观主义者。
法：总统先生，不幸的是法西斯分子并不是我们唯一的灾难。法西斯分子可能最集中地反映了我们的不负责任和缺乏严肃性。总统先生，出于工作的原因，我经常远离意大利。每次回国时，我都感到她江河日下，变得越来越糟。既有道德方面的恶化，也有物质方面的恶化。我仿佛看到某个人在斜坡上往下滚落。不见恢复元气，不见中止下滑。悲愤之情涌上我的心头。难道您没有一点沮丧的感觉吗？
利：我在悲愤和沮丧这两种精神状态之间摇摆不定。因为说到底，这间办公室是一间拷问室。在这里，我见过很多的人。在我所见的人中，有四分之三都是前来诉说负面的事，而不是正面的事。他们之中有工业家、商人和手工业工人、各个工会的代表和经济学家。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以为我是大权在握的人，天晓得是什么样的大权。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只是泄愤而已，他们经常前来，或者说几乎经常前来，诉说大事不好，甚至糟糕透顶。我成了一个接纳担心和失望的收容所。只要你想一下，如果他们对你所说的都是实情，那么它会让你感到悲愤，给你带来伤害，甚至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的，这就是我的两种精神状态中的一种……是的，我能理解像您这样的人。他们常常远离国门，因此未能亲历这种令人沮丧的日常走向：谁远离家门，返回之后，都能更清楚地观察到运转失灵的东西。很多事情都运转不畅。就以工作作为例子吧。有人说，我们生活的福利社会和享乐主义思想正在扼杀着我们身上的工作愿望，对工作的热忱正在日益减退……我不说它，是为了使自己不感到失望；我不说它，那是因为一旦我们失去了希望，就不会再留下任何东西……但是与此同时，我感到了复苏的萌芽。我发现，在很多人身上仍然有着工作的愿望。作为个体而言的小工业家、手工业工人和产业工人了解您所说的东西：如果我们要自救的话，那么首先必须在这糟糕的金融形势下投入生产。
法：总统先生，您认为那是主要问题吗？
利：是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的。实际上，我在元旦贺词中谈到了它，尽管是以温文尔雅的方式来表达的。对我来说，用温文尔雅的方式来表达是颇费力气的，因为我是个律师——律师总是爱采取明确的立场，甚至是过于严厉的立场。在几经深思熟虑之后，我仍坚持认为，工作和生产是必不可少的。工会运动纵然有千万条理由为工人改善生活条件和薪酬待遇提出要求，但是工作还是必不可少的。在意大利，旷工的现象令人担忧。我们姑且不谈两个假日之间的额外休假日的数量和周中节日的数量。你要谈制订一项法律，以统一一周之内的额外休假日和节日，很多人回答说不，为了得到两个假日之间的额外长假，一周之中的节日仍然是需要的。你要建议将圣朱塞佩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