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布托（第8/13页）

法：把两棵相距2000公里远的大树合成一个国家，中间加个印度，是十分正确的吗？

布：尽管犯有错误，这两棵大树已经合在一起25年了。国家并不只是领土或地理概念。如果国旗相同、国歌相同、宗教相同，距离就不是问题。在蒙古人统一印度的时代里，这边的伊斯兰教徒要花100天的时间才能到那边去。现在乘飞机只需要120分钟。我讲清楚了吗？

法：没有，总统先生，我更能理解英迪拉·甘地说的1947年的分治是非正义的，70年代发生的宗教战争是可笑的。

布：甘地夫人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把整个次大陆占为己有，征服我们。她想建立一个联邦，目的是使巴基斯坦从地球上消失，为此，她声称我们是兄弟等等。我们不是兄弟，我们从来不是兄弟。我们各自的宗教深深扎根于我们的心灵和生活方式中。我们的文化各不相同，我们的看法也不同。从诞生之日起到死亡之日止，一个印度教徒和一个伊斯兰教徒，他们受两种毫无联系的法律和风俗习惯所支配。甚至他们用什么餐、喝什么饮料都不一样。这是两种强烈的、不可调和的信仰。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从没有与对方妥协就是证明。只有专制君主政体和从蒙古人到英国人的外国入侵，以某种强加于被征服民族的和平，才把我们拴在一起。我们之间从没有过和睦的关系。印度教的信徒不是甘地夫人想要我们相信的那种神话式的人物。他们尊敬圣牛，但不尊重伊斯兰教徒。他们一直虐待我们，凌辱我们。我永远不会忘记1944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我在克什米尔与我的父母亲一起度假。我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在一座小山上奔跑，玩过一阵后，我感到口渴得厉害。于是，我向一个卖水的人走去，问他要水喝。卖水的人斟满了一杯水后，正要把杯子递过来时，又停了下来，问道：“你是印度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我迟疑片刻没有回答，因为我太想喝这杯水了。最后我还是回答说：“我是伊斯兰教徒。”听后，卖水的人就把水倒在地上。请您把这件事告诉甘地夫人。

法：你们两人互不相容，是真的吗？

布：我根本不把她当回事。我认为她是一个只具有一般智慧的平庸的女人。在她身上没有什么伟大之处，伟大的只是她所管理的国家。我的意思是说，尽管她长得矮小，但她的宝座使她显得高大，还有她的名字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请相信我说的：如果她是锡兰总理，她不会胜于班达拉奈克夫人。如果她是以色列总理……去吧，我不敢把果尔达·梅厄与她相比较，果尔达比她高得太多了。她思想敏锐，判断准确，她所经历的危机要比甘地夫人遇到的危机严重得多。她执政是出于她的才能，而班达拉奈克夫人执政只是因为她是班达拉奈克的遗孀，甘地夫人执政只是因为她是尼赫鲁的女儿。要是没有尼赫鲁的影响，她的莎丽服，她额头上的红点，她的微笑，都不会使我有深刻的印象。自从我在伦敦认识她的那一天起，她就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们在一起参加一个会议，她一刻不停地、过分仔细地做笔记，使我好奇地问她：“您在做笔记，还是在写论文？”谈到论文，我不相信她能在牛津大学获得那个历史学学位。我在牛津大学用两年的时间修完了三年的课程，可是，她在三年内是没有能力修完全部课程的。

法：您不认为这对她有点过分和不公正吗？您真的认为她分文不值，但能在台上支撑那么久吗？还是要人们相信，她分文不值，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呢？

布：不，不。我一点也不反对妇女当国家的首脑，尽管我并不认为妇女当国家的首脑比男人强。我对甘地夫人的评价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是客观的。也不受她不遣返战俘、不遵守日内瓦公约这些令人遗憾的行为的影响。我始终是这样评价她的：她是一个用功的女学生和苦干者，是一个缺乏主动性和想象力的女人。我同意这个意见：今天的她比起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或在伦敦记笔记时强些了。权力使她产生了自信心，没有任何东西比成功更得人心。但是，她的成功是与她的功劳不相称的。要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了联邦国家的话，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甘地夫人从她的位置上请走。我不害怕在智慧上跟她较量。为此，她愿意什么时间，愿意在什么地方，我都准备与她会晤，甚至在新德里也可以。是的，我跟维也纳会议后的塔列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