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宜昌最前线（1940年3月～1940年12月） 艰难时刻（第2/6页）

各种渠道出现后，慢慢地，其中一条亮了。

这条线上的主要人物叫铃木卓尔。他对外身份是驻香港武官，实际上，是奉板垣征四郎之命，专门从事跟重庆政府接触的任务。

早在1939年底的时候，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曾做过新闻记者，一度在华北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任职），与一个自称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宋子良，宋子文的弟弟，曾任广东省财政厅长，抗战期间在西南运输公司任职。宋子文一度居住于香港，弟弟子良亦在港，其人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与张治平是同学）的人接上头。按参与此事的今井武夫的描述，这个“宋子良”年龄在四十岁上下，面色白皙，身材不高，英语说得很好，经常把雪茄拿在手里。

当时还做陆军大臣的畑俊六觉得这件事可以进行下去，就想把秘密接触转变为内阁的正式授权。可这时东京正计划扶植汪精卫政权。最后呢，香港的接触就定位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牵头的谋略工作了，日方谈判代表最终定为铃木卓尔、今井武夫和陆军参谋本部第8课课长臼井茂树。

这就是所谓的“桐工作”。

接触中，日本人提出条件：承认伪满洲国、华北驻兵、内蒙古特殊化、重庆政府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后来，日本人又一度加上优先开发华北矿藏以及在包括海南岛在内的华南岛屿进行“海军合作”。此外，还有一条：叫蒋汪合作。

日本人末了表示：在重庆政府接受以上条款的前提下，日本将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撤出大部军队，此后不再干涉中国内政。

呵呵。

这就好比美国作家海勒的黑色幽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

小说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的一个飞行大队驻扎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飞行员在战斗中不断地残酷死去，主人公渐渐厌战而想逃避。但飞行大队有军规，其中第二十二条是这样说的：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但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可你一旦提出申请，恰好证明了你是个正常人。

这是个自相矛盾的悖论。

现在，日本人弄得就是这种悖论：前面已伤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后面又说，中国在接受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日本将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日本人的逻辑荒诞如此，但他们却很认真地这样说。这正是该民族令人难以理解之处。

至于蒋汪合作这一条，日本人也没动脑子。退一万步说，就算蒋介石接受了前面的条款，会接受跟汪精卫的“合流”么？本来一府独大，正做着最高领导人，最后放弃了，而跑着去跟一个国人眼里的汉奸握手言欢，他蒋介石是傻子么？

对香港的接触这件事，东京陆军军部的一些人显得很兴奋，异想天开地期待蒋汪合流，甚至有人拿着和谈备忘录去拜访海军军令部的人。

海军的人看完后，说：“你们陆军缺心眼啊？这种接触实际上是重庆政府使用的一种缓兵之计，跟我们接触而又不签字，目的除了阻止、破坏和拖延汪精卫政权的建立外，还会影响我们的用兵。”

提出以上观点的是海军军令部作战部部长宇垣缠（江田岛海军兵学校40期，冈山县人），也就是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发明“神风敢死队”的那位。此人做到联合舰队参谋长，辅佐山本五十六。

这时候，为等待重庆的答复，板垣征四郎还真就把汪精卫政权成立的日子向后推迟了。板垣一直叫香港的铃木催促“宋子良”，叫他尽快带来重庆的答复，但了无音信。板垣觉得被耍了，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成立。

汪伪政权成立后，局势也就更复杂了。

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一个“忧心忡忡”的兵站主任甚至私下拟定了一个新方案：日军撤出武汉地区，在华中实现跟中国军队的停火，撤销中国派遣军编制，叫司令部成员全体复员回国。

在随后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联席会议上，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广岛县人）怪叫一声：“断不能放弃武汉！”

随后岩畔又神经质地大喊：“还应该攻占新加坡！”

谁也没想到他会来这么一句。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也参加了这个会，听完岩畔的话后笑了，拍了他肩膀，说：“岩畔课长，你把大家都吓着啦！”